|
我们最初的印象：蒙古国很落后啊！可是随着我们的观察越来越广、思考越来越深，我们才知道了自己的肤浅，才认识到“我们并不了解蒙古国”。
蒙古国大片的草原全靠不太厚的草皮保护，汽车可以在草原上任意行驶而不必担心陷入泥潭。也许正是为了保护这脆弱的草场资源，蒙古考古学家们每每开挖古墓都要将草皮堆放在一边特殊保护，考古工作结束时回填探坑后还要精心将草皮铺回原来的地方。
这样的土地资源显然不适于农耕，而这里的气候条件更使该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无法融入农耕世界。在我们驱车上千公里的考察沿途极少见到农业种植区，除了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和散布其上的牧群，就是远远望去相对高度不过数百米的连绵不绝的山脉，以及其斜坡上深绿色的树林和白色的蒙古包。有时陪同我们的蒙古考古学家会指着由远而近出现在天边的农田遗址，略带嘲弄的解释说，那是苏联专家的作品，现在都恢复成大草原了
。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蒙古国这方水土就适合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早在人类涉足此地之初就逐渐形成了。他们祖辈放养着成群的牛羊和马匹，在广袤的草原上随着牧群游动，喝着新鲜的牛奶羊奶和马奶子酒，吃着鲜嫩可口的小羊肉，呼吸着清新的草原空气，仰卧在青绿的草地上，或者躲进多层毛毡做成的蒙古包这个温暖的乐园中暂避风雪，春夏时在低地平原上任由畜群啃食，秋冬时逐渐向山麓坡地上迁移，以便让放牧的劳苦有个歇息的时空，也顺便为成百上千的牧群找个山谷背风处躲避寒潮。这种以地为床以天为房的生活方式不仅仅为蒙古人所坚持，就是历史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等族群都不曾改变。长达万年的农耕时代并没有给这里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数百年来的工业文明也没有重新绘制草原的蓝图，充其量只是给蒙古包增添了卫星天线传来的电视信号和太阳能提供能量的电灯电话。这里的人民还生活在古老的游牧时代，两千年前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那种惬意浪漫的草原生活已经融入了蒙古人的血液中，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国家博物馆研究部主任，都从内心深处热爱草原生活，都要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回到家乡“享受”古老的生活。当我们惊讶于他们在蒙古包里随意啃食羊骨上的碎肉，不解地看着他们陶醉在马奶子酒香中，或者任性地在绿草地上四脚朝天，赞叹他们单身独骑在大草原上数百公里而毫无畏惧时，我由衷地感到我们这些“中原人”真的不了解他们。不仅在漫长的古代，我们不了解他们，总是以中原文化优势心态看待“大漠以北”的民族，就是在多变的现代，也不理解他们，习惯于在高楼林立、灯红酒绿的世界中用带色的望远镜遥视他们，以GDP来衡量他们的生活。该是我们改变看法的时候了，包括我们的历史研究。
我们的考察团从乌兰巴托出发一路向西，到达龙苏木（Lun）后偏向西南继续奔驶，一马平川，直到哈拉和林古城，两侧不足500米高的山脉一直伴随着我们。从地图上看，我们正走进西北——东南走向的杭爱山系，朝着该国西部同样走向的阿尔泰山脉进发。在这些山脉之间，形成了贯通东西的大草原通道。遥想古代匈奴、突厥和蒙古领袖们，正是在这里构想着大帝国的版图，缔造了草原民族伟大的辉煌。三大草原帝国的君王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此地作为庞大帝国的都城，并不仅仅因为这个河谷地区水草丰厚，更重要的在于这里是东西“草原走廊”的交通枢纽。也许这条通道早在人类游牧活动开始之初就已经存在了，只是我们对它并不了解而已。
不久前在巴彦诺尔古墓所发现的数十枚拜占庭金币，也从一个侧面支持着这样一种看法：这个地区曾经是古代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之一。
传统上，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古代丝绸之路在我国的西域，而其开通的时间也在张骞“凿通”之后。没有人想到在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山脉以北的草原地带还存在着这样一条通道，更没有人想到这条草原通道的存在可能早于张骞之行。
我们至今还延续着认识上的缺失，尤其是中原古籍文献的记载常常忽视这条通道的存在，加深了人们关于丝绸之路的传统认知。如今，在所有相关的书籍和论文中，几乎还没有人将这条通道纳入到丝绸之路中，所谓的丝绸之路东段也从来不包括沿蒙古杭爱山和阿尔泰山向西伸展的草原道路。这条“被遗忘”的丝绸之路东段北线应该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尤其在当下我们践行“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时，更应该抓住时机从学术上展开研究，挖掘出这条被忘却的路线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揭开其神秘的面纱。
此次学术访问不仅使我们对丝绸之路东段北路草原通道路线有了新的认识，进而对我们的世界史宏观理论思考有了新的启发。我们在广阔草原上的“冲浪”，在蒙古包中过夜的“梦游”，在牧群中与牛羊的“对持”，在餐桌上与蒙古大汉的“畅饮”都无时无刻不在激发着我们的思维，在校正着我们大脑中的知识体系，其中最具有理论色彩的问题就是游牧民族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作用，以及他们与农耕民族的关系。
长久以来，我国世界史学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吴于廑先生于20世纪末提出并完善的世界史纵横发展的宏观理论。纵横发展理论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关于农耕和游牧两个世界的对比及两者的复杂关系（所谓“三次大冲击理论”）的学说。此次学术考察引发的思考迫使我们需要对世界历史纵横发展的理论做出适当的调整。
需要调整的理论要点集中在如下方面，即对游牧生活方式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进行的三次大冲击之后果，也就是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关系问题。吴于廑先生正确地批评了“在近代以前，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出自农耕世界。因此，很少例外，农耕世界的历史学几乎都对游牧世界带有歧视”。而后他总结了游牧民族的世界性贡献和破坏，提出游牧民族的南下进攻加强了两大世界间的文化交流，扩大了农耕文明世界性的扩张范围，但同时也造成了农耕世界的巨大破坏。对于后者，吴于廑先生笔锋一转，认为“游牧、半游牧部族以暴力进入农耕世界之后……他们自己、包括他们的后代，也就构成遭到破坏后的农耕世界历史继续发展的因素之一”。他因此总结说，“由此而论，从世界历史的全局着眼，来自游牧世界的各部族被吸收、融化于农耕世界，一批又一批接受农耕世界的先进经济和文化”。根据我们在蒙古国的所见所闻，吴于廑先生显然忽略了在南下进攻农耕世界的那批游牧民族离开本土后，留在本地区的其他游牧部族及其生存和发展状况，因而低估了游牧民族的历史性贡献。
换言之，那些世代生活在蒙古草原上的人民，按照其祖辈总结下来的生存经验，即顺应本地自然环境的生存方式，继续其丰富多彩的生活，生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子孙，传承着古老而合理的传统。在匈奴之后出现了鲜卑，鲜卑之后出现了柔然、突厥、契丹、女真等等，草原民族生生不息。那么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观察，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游牧民族传承至今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合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合理与本土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活理念和态度。他们不变的游牧生活传统在人类面临多种生存危机的今天更显得珍贵，这种传统难道不是游牧民族对刻意强化的单一农耕世界、单一工业文明思维的挑战吗？在我们强调全球化中的文明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蒙古人民保持的生存方式难道不是为我们提供了文明多元化的生动榜样吗？一直以来我们话语中的“先进”“落后”等概念难道不应该重新反思、自我检讨吗？这样的贡献应该而且必须受到学界的重视。由此，我们还想到了游牧与农耕世界的关系是否应该在新思维下重新进行梳理，游牧民族为古代世界全球性的联系、特别是对人类不同文化技术的全球性传播做出的贡献是否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这里，我们无意颠覆世界史纵横发展的理论，而是希望对长期以来得到学界公认的理论进行调整和补充，进而完善我们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思考。
将近10天的蒙古国学术考察在紧张而丰富的活动中很快就结束了，回想这新奇的旅行，灿烂阳光、蓝天白云、茫茫草原、牛羊无数，真是令人心情舒畅，那些热爱家乡的蒙古汉子，他们质朴坦率的性格、强健粗犷的体魄，确实让人刮目相看。我们带着太多的新鲜感受和奇思妙想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归途，相约还要再来。我们从内心深处衷心地祝愿我们的近邻蒙古国人民生活得越来越好，祝我们之间的合作和友谊不断深入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