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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草原----一个环境教育者的思考  

郝 冰

今天试着想说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草原的关注如何从一个人开始，到了一个组织，到一群人，直到社会各个方面力量的介入。

从2000年开始,自然之友作一个项目,叫环境教育流动教学车,这是从羚羊车开始做起的。今天正好羚羊车的合作伙伴德国拯救我们的未来基金会的尼尔斯也在这里。从羚羊车开始，我们北京开始，坚持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环境教育理念。后来我们又有了野马车， 2001年开始了野马西行。我们走过了青蔵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那时，我们仍没走进内蒙高原。

到了2002年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一种环境流动教育可以当成一种礼物,送给那些和农村，乡村有感情联系的人。我们想知青可能会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因为他们曾在北大荒,在内蒙古等不同的地方生活了很多年。他们现在人虽然回来了,但情感上与这些地方仍有千思万缕的联系。

果不其然，野马回乡行动开始后，第一个找上门来的就是内蒙知青陈继群老师。因为自然之友是民间环保组织,它的运作是一个项目跟着一个项目走的,到2002年的时候,野马车经费只剩一点儿了。所以我们要求参加野马回乡活动的人我们分担费用。陈继群老师就自己出钱让这次回内蒙的环境教育活动成行。2002年5月我们第一次去了内蒙的东乌旗。

就这样陈老师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也知道了陈老师的故事。陈老师也在下面坐着呢。陈老师是位职业画家，他在一本画册中写道：“我向往草原的纷芳，我看见了大自然的美，我想把这种感觉告诉我的朋友。”陈老师在后来给我的一张便条里写到：“里面是我这几年的画，没想到里面的风景过几年就看不到了，真是可怕。”我想他的这种感受是在坐的很多人都有的，就是觉得一个地方变差了变坏了，该怎么办？

其实陈老师在找到自然之友之前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大家现在在屏幕所看到是陈老师做过的一些事情。陈老师自己做了一个“曾经草原(www.163art.com)”的网站，如果你们去搜索会看到，里面有论坛、关于文化的，关于草原的法律方面的内容，有知青日记等等。这就是用一个人的力量呼吁关注草原。另外我们还知道他们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虽然这个事情的效果现在还不能立竿见影地表现出来。这就是陈老师他们这些知青自费将《草原法》等法律文本翻译成蒙古文。这些法律都没有蒙古文版本。尤其是专业法律，像环境法都没有。如果牧民连这些法律文件都不知道，怎么谈到依法保护自身权益。本来这一切是政府应当做的。但陈老师他们没有等，自己行动起来。自己出钱，找志愿者，翻译成蒙古文，自费发放到牧区，送到牧民手上。大家看这个照片就是牧民在阅读翻译过来的法律手册。这后面有很多人的努力，很多人的参与，才能做成这件事情。

自然之友的工作是做环境教育。而陈老师他们也一直在寻求一种关注，寻求对东乌旗草原的关注。所以当野马回乡的消息在网上一发布，陈老师很自然就找到了我们。于是就有了2002年两次东乌旗之行。

我们做的是环境教育，因此东乌旗之行的主体活动是教育。我们去了几个苏木（村），最远到了满都宝力格。我们主要是做生态有关的一些教育。这是教育的一个场景，学生在画他们的家乡。这些孩子是说蒙语，我必须通过翻译才能与他们交流，但我并未感到任何障碍，因为我们谈论的话题是他们的家乡，他们身边的问题。除了给学生做环境教育以外，当时比较幸运的是得到主管副旗长的支持。在党校给全旗嘎查长（村长）、苏木长（乡长）上了一堂生态环保课。这是对这些最基层的干部进行培训的场景。

这幅画是学生画的家乡。实际上他画的家乡已不完全是这个样子。他画的是一个记忆中的家乡，或者说梦中的家乡，象我们这次的展览的名字—曾经草原或它的英文名字---草原回响。因为实际中的草原生活已不是这样，没有这么多的蒙古包，这么多草，这么多鸟。但在孩子的视野里，想象里他的家乡理所应当还是这样。我只展示了一幅画，但几乎所有的画都是这样，都是有许多草，蒙古包和勒勒车。最初正是从孩子的画，我才意识到文化和生态的关系。

我们两次到东乌旗都有记者跟随。民间环保活动有必要依靠媒体来放大自己的声音。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是TVE的史立红和张伟，他们在做一个片子叫《珍·古道尔在中国》。它反映在中国的乡土环保工作者。第二个片子是可持续发展在中国。是给参加南非约翰内斯堡全球可持续发展首脑峰会拍的片子。我们两次去都有媒体向国内观众向世界放大这个声音。

一路上我看到许多草原的景象，有美的，也有有问题的，没有超过我们这次展览的视野，我就不多讲了。下面的几张片子是我所感受到的蒙古包里人的状态。这是我进去过的一个蒙古包，从三代女性的服饰、眼神中，也许你会看出一种变化来。这是一个水泥的蒙古包。这些人是要在草原上生活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牧歌般浅薄。我们的理解是一种外来人的理解。而他们是要在这里生存、生活的。什么样的状况才是适合他们的？

东乌旗统计局有一个数据，这个小畜数量增长趋势图就是根据这个数据做出的。从增长趋势图可以看出90年代中期到2001年小畜头数从100万头增加到350万头。这种趋势是惊人的。还有牧区的开垦问题，这里种的是油菜; 还有就是在草原上也出现了城市中已经出现的环境问题，比如说白色污染。有牧民反映,有牛羊吃了这种白色塑料袋，出现死亡。白色污染在城镇边上非常严重，而且呈现蔓延趋势。 同时，由于收音机是牧民接受信息很重要的一个工具，电池的消耗量就很大，草原上随处丢弃的电池就很多。这些问题我们在对孩子进行的教育中也都讲了，希望他们能把这些问题告诉他们的爸爸妈妈。有些问题是外人造成的，有些则是自己在无知的情况下造成的。所以如果我们早点知道这些问题，就可以减轻或者防止一些。

我们在给嘎查长、苏木长的讲座中，其实更像一种交流，都讲到了这些问题。基层干部们认为局部地区是有污染的问题，比如东乌旗。过度放牧也是有的，背后的原因很多。他们意识到了开矿污染、塑料袋、废电池这些问题的存在。

一路上，一座城，一路沙，一句话和一群人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在路上引发我想从文化上深入的还不是在东乌旗受污染的草原，而是在离锡林浩特只有30公里的巴彦宝力格。在这个镇上写着这样的标语：“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想这是建镇的人非常良好的愿望。我们也在镇上看到了具象的表达，比如文化馆、卫星电视、星级厕所，镇上都有。这也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相对于草原生活方式的一种先进。在这个镇上的文化馆也有陈老师5年前画的写生画，画上有草原，有挤奶的人。但是大家看这张照片，这是水泥路面,地上都是砂子。学校一个年级只剩下7个人，这一切就发生在5年之内。在5年之前这儿还是个示范缜，很多人来参观。但是这个地方现在全部沙化。然后人又不得不移出去。 在这个地方念书的小孩子发现自己的同学一个一个都转走了。镇上的景象非常象《寂静的春天》里所表达的那种感觉，那种没有人没有动物没有生机的那种寂静。而这种寂静真的是由于我们一种错误的理解导致错误的政策而造成的。我想找出答案，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草原。我想草原是一个应该很绿的地方，也许会有野马也许会有马头琴吧，应该是一个很滋润的地方吧。因为前一年去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真的是一种很干涸沉重的感觉。结果到了5月份内蒙草原，也许是季节的缘故，结果看见的是一路黄沙，对我们的刺激还是很大的。第二次去东乌旗遇见了蝗灾， 一下子车窗上就满了，下车走路真的不知道脚该落在哪儿。这些都使得我很失落。

还有一句话对我的触动也很深。就是在给一个班小孩子上完课,有一个小孩子上来对我说：“老师,钱要是没了可以再挣,草原要是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由此我就想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究竟能为草原的小孩子作些什么。否则我怎么还有颜面再回去面对他们。

那个有房子有卫星电视有厕所,却没有人的城镇，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另外在蒙古包遇见的这些大爷们搭我们的车来北京，他们是来打官司上诉的，从东乌旗到北京一路都非常非常的沉默，对于我们来讲，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沉重的。其实我不敢问他们太多，因为我觉得我做不了更多的。其实我也觉得任何人都不能做他们的代言人，任何人也不该做他们的代言人，作为一个民间团体，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说话的机会。其实牧民是很有智慧的,他们最了解草原。他们不是没有想法也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他们只是没有一个实施的空间和一个表达的渠道。

回到北京，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在座的梁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我们通过这个渠道把东乌旗的情况反映到了国家环保局，环保局于是去年到东乌旗展开了调查。刚才人民日报的记者告诉我就是今年二月份，国务院和国家环保局联合出台了一个各地重点调查名单，其中包括东乌旗污染事件。不只自然之友在努力，还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反映东乌旗的污染问题。

同时，我们意识到一次两次的教育可能不是特别管用。我们需要一个教材。所以我们编写了《其其格的故事》，是一个连环画形式的教科书。以一个蒙古族小女孩的视角来讲述。蒙汉双语。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草原上用得上的、真正有用的教科书。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大家看到的“曾经草原-内蒙古游牧生态文化展”。有些人可能也问这个展览是怎么做出来的。其实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要做这个展览。我们觉得应该让更多人了解草原，那么展览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有可能更多关注草原的人集合到这个平台上来。

这个展览的图文部分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八场讲座，有人文的有自然的。我们请来的专家之间的观点可能是对立的。昨天的讲座上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争论还是很激烈。因为我们想这是一个平台，因此我们让大家把自己的观点都充分地表达出来。我们还把牧民请到场,这也不是为了一个宣传一个摆设,是为了让大家听到他们的声音。

我们还有一个非正式的交流是“草原夜话”，和一个40多人参加的研讨会，大家的观点也是有很多不同，大家都是在真诚地表达对草原的关注。

那么这个展览,还是刚才所说的,是为了搭建平台。我们也为学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包括自然科学界的,也有社会科学界的,包括蒙族和汉族的学者,这在昨天的研讨会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学者的立场是不完全相同的,实际上我们所表达的就是欢迎大家来讨论,这都给人一种信心

还有我们的展览能做成这样，离不开一个特殊群体的关注。这个群体就是内蒙知青。大家看到我们留言本上留言最多的是这些50多岁的人，我们知道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关注草原。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展览上出现了许多其他环保组织的身影，如绿色北京、环发所、地球村，瀚海沙等等。

我也特别高兴地看到一些职能部门在我们这里出现,比如环保总局的松霞,这四天一直坐在这里听讲座。第一天,环保总局的汪纪戎副局长看了全部的展览，然后和我们的牧民开了现场会。她说东乌旗这个事情要一查到底。民委也对这个展览非常支持。展览地点民族宫就是民委的下属单位。民委政法司的领导也到会,给予我们很大关注,索要我们的论文。还有政协的张洽先生。

通过我们这个展览,还有很多的媒体出现。其实我们这个展览也没有做什么宣传，也没有对媒体做什么工作。的确，这也是我们的不足之处。现在我们看到媒体自发地对这件事的关注，我们也觉得是一种欣慰。逐渐有更多的媒体来关注这件事,那么会有很多后续的宣传,有一些事情已经开始了。就像我们去年去东乌旗，我们不知道今天在这里会有这么一件事。

我每天来看到不同的人,给我不同的感受,真的是提供了一个大家交流的平台。那么这里。还有就是沈老师,这是我很尊敬的一位老师。他把他原来的讲稿全部扔掉,从新写过。一个学者,那么谦虚的姿态出现,也给我一种信心。另外还有很多和我年龄差不多的热心环保的人,从这之中我都看到了一种大家关注环保的信念,大家的方式可能都不同,但是大家的心是一样的。大家就象条条小溪,汇成一条河流。

我想从这里总结两个结论：一个是陈老师带给我的启示。如果你愿意，你坚持，一个人也能带来变化！当然前提是你愿意，如果不愿意，没有必要做，没有必要坚持。还有就像珍·古道尔告诉我们的，你的变化是会带来变化的。我相信这一点。但前提是你愿意，而且觉得它有意思，你愿意坚持去做。千万不要把它变成一种苦事，牢骚事，那就没意思了。另外一点，自然之友是一个民间环保团体，我觉得NGO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她的优势是大家都捧着一颗心，是真诚的来关注的。所以NGO解决环境问题的优势在于提供一个平台。另外可能有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大家都是捧着一颗心来的，所以有的时候难免情绪化。我想无论是个人还是NGO组织都不能太冲动。过于情绪化的表达实际上是会妨碍你和不同方面的人进行交流。我觉得NGO的工作方式上应该注入更多的理性，更多宽容，这样才可能搭建一个平台。如果你坚持自己是权威之见，就会把很多的想法、思路摒除在外。

各种NGO无论是环保的还是妇女的，扶贫的，艾滋病的等等我想更重要的使命是自身的建设，因为毕竟民间社会在中国刚刚起步。自身制度建设的意义在于这些制度的探索会成为范本被后来者学习，好的制度会得到复制、传播。另外NGO所做项目的意义不仅仅有项目自身目标完成所实现的意义，在项目运作层次的反思会成为项目管理方式、管理模式的有益探索。

能够看到这么多人参与这个活动，这么多人关心、支持我们，我代表这次展览活动的工作人员、志愿者真诚地谢谢大家。谢谢！

提问：你对草原觉得乐观还是绝望

郝：我不乐观。对于整体的内蒙草原的问题我真的不乐观，但是希望继续为草原作些事。

提问：对大学生做环保受到的非议的看法如何

郝：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的。我当时参加第一届大学生绿色营，大学生做环保的那些热情冲动问题我还记忆犹新。但是要记住你现在还不是一个专业环保人士，我建议你可以再去读读马霞写给绿色营的话，想想她写的：要向大自然学习，要相互学习。现在大学生还是应该有这样一种心态，不是去解决人家的问题，而是先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一开始就想自己要有大的作为。

郝：在这两年我们在作的环境教育中，我觉得更应该说是communication（交流）。因为我不能确定哪一种观点是绝对正确的。对于环境问题，里面存在很多复杂的变数，有些是人为的，有些问题是无解的。我们需要不停的交流碰撞，包括各方面的朋友，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提问：在实际的操作中遇到很多问题，比如当地农民不能很好理解环保的意义和知识。

郝：先尊重现实，从现实起步，在过程中磨合。这是一个利益相关的问题，不是一个专家和一个外部基金就能改变的问题。不是一个组织可以做全部的事情，需要很多组织的一起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