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种树危害多

    植树造林这件事情本来是对人类有好处的。整个地球的生物量有80%都是森林。森林可以制造氧气，也同时是物种最丰富的地方之一。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即几百万年间都是在森林当中进行的。森林的好处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植树造林不是在任何地区都能发挥同样的益处。

    我在读书时，课程当中就曾接触到草原的无林原因。草原上为什么不长树呢？这是因为草原上土壤贫瘠、水分少，树木无法扎根生长，还有风大、动物破坏等各种原因。最大的原因是气候，即蒸发量特别大，而降水量非常少，所以草原土壤顶层中积累了很多钙质，土壤是非常硬的，不适合大量树木生长。

    我的老师曾在陕西榆林参加过全国的植树造林会议。会议后老师就告诉我，当地植树造林的运动是有很多坏处的。当地的农民就告诉过我的这位老师，说他们的井里全没水了，全让树给喝了。当时（文革前）那里的工业、农业都还没有发展，但地下水已经大幅度下降，就是因为种树的原因。

    在大兴安岭中部的阿尔山地区，曾经种植过大量的人工落叶松林，并且得过全国的模范奖。落叶松林本来长得比较好，但是长到一定程度后，发生了大面积的松毛虫害，造成很大的损失。单一种树的抗病虫害的能力很弱，一旦发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同时，人工林还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大兴安岭中部是南北大兴安岭生物交流的通道，加入大量的人工林后，就等于把野生动物的通道给切断了。因为单一的树种使得当地生物没有觅食的去处，也就无法通过这片人工林。

    我曾经参加过黄土高原的治理项目，就是用各种方式改造、治理黄土丘。当时，我和一个研究生在长时间调查后，经过比较各种治理用的树种，得出的结论和当地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结论正好相反。他们认为种植大批油松是最好的，而我们认为这是有很大坏处的，因为这种方式会带来生物多样性减少和土壤变性。我们认为最好的是稀疏的树林，并搭配灌丛和多种多样的草本。最终他们做了一些土壤化验分析后，得出了和我们一致的结论。

    外一个例子是敖汉旗，这里曾经发过一次大洪水，造成人员伤亡。这以后当地领导就下定决心带领干部和群众大量种树，结果直接造成当地地下水位的大幅下降。

    国际上也有很多类似的事件。最著名的有罗斯福大草原林业工程、斯大林改造大自然工程、阿尔及利亚的绿色坝工程等，无一例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国的三北防护林工程、津唐风沙源治理工程等也是一样。这些工程基本上都是失败的。

    比如斯大林改造大自然工程，顶多成活了2%的树木。我们的三北防护林中，即使是成活的树也长不起来，被叫做“小老头树”。这些树为什么长不大呢？这其实是树木对环境的积极适应。因为营养不够、水分不够，所以树木为了适应环境而长得很小；一旦长高了，树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就会死掉。

    现在种树项目的花样是不断翻新了。比如“碳汇林”。现在草原上就有很多挂牌的所谓碳汇林。一旦种的树长起来、长好了以后，就可以向国家申请碳汇林补助。因此也更加刺激了草原种树的行动。

    地球应该是彩色的

    今天还要提出几个问题和观点，供大家一起探讨：

    第一，地球应该是彩色的，都变成绿色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的。绿色当中存在白色的荒漠，是相辅相成的一种自然现象。但现在很多地方提出要把荒漠地区变成绿洲。比如有人号召从渤海引水到新疆，给当地进行绿化；还有人设想，如果能把喜马拉雅山脉炸出个口子，就可以把印度洋的水汽引入到中国内陆干旱区等等。这些都是不可能去实现的，就算可能，也是得不偿失的。假设我们国家西北的干旱区都不再干旱，那么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就会变成荒漠。为什么呢？因为干燥的西北和东南海洋地区能形成一个明显的气压差，带来季风和降雨的形成。所以，绿和白是相辅相成的，干旱区有它自己存在的重大价值。干旱区是风沙源，所以也是物质源。岩石中的物质养育着地球上大量的生物。而在干旱区，由于昼夜温差大、阳光暴晒等因素，所以岩石粉碎得较彻底，通过风沙，这些岩石中的物质就会被带到别处，作为生物生长的基础。干旱区也是文化的来源，人类的文化历史、宗教都是发源于干旱的地区。

    第二，治理环境不一定都是要搞绿化，而绿化也不一定非得要种树。灌木、草等也是绿化。不适当的种树反而适得其反。

    第三，现在人比较迷信“种树能够增加降雨量”的观点。这是美国人曾经提出的观点，但是很值得推敲的。降雨量多少其实还是主要依赖地形和整个气候等因素。美国后来也有人 反对这个观点。比如有人做了大量实验，选择一片长有森林的山，跟踪测定从山中流出的水量。监测了几年后，把树林砍伐掉，再测其流出的水量，结果这个量反而增加了，而增加的量基本等于树林原本蒸发的水量。因此森林其实不能增加降水量，其更重要的作用其实是调节降水量，把洪水变成溪流，即我们知道的水土保持。

    第四，我们总是强调森林覆盖率的指标，而这是不能作为衡量环境好坏的标准的。草原上本来就不长树，强调森林覆盖率就是没有意义的。就算大兴安岭也有阳坡、草甸等环境，也不能达到80%的森林覆盖率。

    第五，我们并不重视天然林和人工林的巨大区别。很多国家的森林覆盖率计算其实是不包括人工林的。人工林就像农田一样，不属于森林范围内。而我国是把人工林计入森林的指标的。森林其实应当是完整的生态系统，有乔木、灌木、草本，还有很多动物，是天然的、长期磨合形成的、稳定的、高贡献率的生态系统。而我们单一树种的人工林只能算是绿色荒漠。

    第六，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人们认为治理水土流失只能用树，特别是目前很多绿化工程都是种植单一树种。试想一下，这些树种的落叶中含有的物质是类似的，从土壤中吸收的物质也都是同种类的，这就造成了原本复杂多样的环境的进一步单一化。有些针叶树的落叶是强酸或者强碱性的，造成土壤的变化，从而抑制其他植物生长；有些树木会释放出特殊气味或是化学物质，也会抑制其他植物，比如桉树。当然，也有些树木是比较温和的，比如桦树林等，其森林底部植被就比较多样化。单一树种的人工林下土壤恶化也极其普遍，树木不是只给予环境好处，也从环境中消耗大量水和营养物质。比如1亩速生林每年能消耗或带走40公斤氮、23公斤钾、25公斤钙、4公斤磷、6公斤磷，且其1天可以蒸发120吨水。当然这个“120吨”的数据只是华北地区的数据，真正干旱地区中，树木的水分蒸发量要大得多。这就像我们人在沿海湿润地区一天不怎么喝水也不觉得不适，但到了沙漠地区，我们就算不停喝水也还是会觉得渴。干旱地区树木消耗的水分很少被用在营养的积累上，而大多是用来抗击当地干旱气候了，所以浇再多水树木还是长不起来。

    因此，在草原上，我们必须要找到种树量的平衡点，稀疏的树林、加上适量的灌木和草本是最好的，一旦越过这个平衡点，树木的消耗就比贡献大了。特别是幼树的消耗更大。这就如同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孩子生得太多，家庭生活来源也会被消耗得难以维持。因此种树应该像搞计划生育一样的有限制。可是我国林业部门人员就忽略了这一点。

   讨论摘要

刘老师：与我们草原种树政策相反的是阿拉伯地区的国家。那里气候也是非常干旱的，而他们当地政府就严格限制种树，甚至把树当做一种奢侈品。他们民众自己种一棵树，要交大概1300美元的税，现在据说要涨到3000美元。

观众讨论：我们当时去鄂尔多斯考察时，到处都是运水车从外地调水过去浇灌城市的树木。可是当地生活用水很缺乏。虽然当地有奢华的政府大楼，但是楼里的卫生间的马桶都没有办法用水冲，可见当地缺水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当时看到鄂尔多斯高速公路边上都是一片枯黄。当地林业工人说，那些新种的树只能撑三年，三年里就算浇再多水，树还是会渴死，因为水分不能在沙层里有效地被保持。三年后，树死了，就拔了再种新的，周而复始，发扬“愚公精神”。结果老百姓连喝的水都没有了。

刘老师：鄂尔多斯草原上的绿化植树现在已经相当成问题，很快，当地卖煤的收入就会不足够支付其购买水的开销。现在鄂尔多斯种树还有新花样，比如种碳汇林，可他们就没有考虑过，用大量水、资金和能源打造出来的“碳汇”到底值不值得？当地还从瑞典学来了用柳树进行发电的技术，称其为“再生清洁能源”。这能叫“再生”吗？柳树大量消耗的地下水能是可再生的吗？鄂尔多斯原来的天然植被也已经是越来越被人工化了。

观众讨论：而且现在不单是当地人在种树，还有很多外地人抱着改善环境的想法去那里种树。比如在库布齐沙漠，有一年光日本一个国家一年就去了6000多人种树；北京每年去库布齐种树的人大概超过三万。很多大型公司、部委、演艺人员都在那里有绿化基地。人们都觉得自己种树就是造福环境，但是没有仔细考虑自己的行为将会带来的问题。

刘老师：我们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树是万能的，北京电视台就曾经常报道树木的吸附尘土作用（现在已经不做这个广告了），导致人们希望用种树来吸收污染物，这是很没有道理和科学依据的。树的确能吸收一些物质，但是肯定不能解决我们现在这么严重的污染问题。

    另外这里面还有林业部门和草原居民争抢草场的问题。一旦林业部门在一块地上种了几棵树了，就可以禁止当地牧民在这块地上放牧。这也造成了很多纠纷。

    不光是对于种树，我们还有很多有关森林的政策是有误区的。比如，完全的禁伐就是不对的。从前的森林是有动物去采伐的，比如海狸鼠就要砍伐树木来筑巢。而现在这些能够采伐树木的野生动物在我国森林中数量已经很少了，所以给森林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森林也不能都是密林，有“天窗”是必须的。植物也有呼吸作用，会在夜晚放出二氧化碳；如果都是密林，夜晚动物就没有适合的活动和休憩场所。

    完全禁火的政策也是不对的。比如，大兴安岭气候寒冷，土壤根本无法消耗植物掉落物。所以现在大兴安岭的枯枝落叶都堆得有房子那么高了，这样导致松子都落不到土地里，森林就无法更新了。火，就和阳光、水分一样，是生态系统周转的动力。因此森林和草原一样，不是要仅仅防火，还要重视管理火。美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很注重防火，结果导致很多负面效应，比如一个阶段内，黄石公园的野生动物大量减少，还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因为没有小火，凋落物积累太多）。现在北美的针叶林就采取每年分区分片放火的方法来进行管理。而我国现在的大规模森林火灾就是因为完全禁火而造成的。

    禁牧也是不行的。比如额济纳旗本来很漂亮的胡杨林就发生了大规模死亡，这就是因为没有家畜和其他有蹄类动物去吃树林下的灌木和其他小苗，结果导致灌木杂草等植物长得太多，胡杨只能缺水而死。

    完全禁猎也是有问题的。人类的大部分历史都是狩猎的历史。大兴安岭地区原先也有很多猎人。适当的打猎其实是可以增加、而不是减少野生动物数量的。现在大兴安岭的100多鄂温克人被迫离开，没有猎人了，狩猎文化也消失了。

    所以森林是不能搞绝对化的。禁牧、禁猎、禁火等都应该是适当的，森林本来是人类的家园，人类本来是森林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现在反而不让人进去了，很多政策都很绝对化，这都是不对的。种树也是这样，我们的政策导致植树造林被绝对化，各地都认为不能不种树，种树还必须要按照同一个模式来进行。事实上，种树应该按照环境的具体情况来做，要因地制宜，还应该和人力、物力、经济实力相匹配。

观众提问：我国做出这些决策的根源在哪里？

刘老师：有一方面是因为科学态度。这也是因为林业部门、草原部门教学不结合实际的原因。

观众讨论：我们现在想要通过人工设计的方式来使当地生态环境变成某种样子，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自然界经过亿万年进化成现在这个状态，它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精巧的系统，人类是不可能模仿自然界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生物圈2号”的失败。

刘老师：我们研究草原的就知道，尽管我们现在能弄清楚草原的维管植物、大型动物、昆虫等究竟有哪些，但是草原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是在土壤中。土壤中微生物的种类究竟有多少是我们根本无从得知的。这些生物种类数远远大于我们能看到的地面上动植物的种类数。土壤生态系统如何形成它的稳定性，到现在我们都还研究不透。这样的系统是不可再造的。我们不应当轻易改造这样的生态系统。

    我们现在提倡“科学发展观”，但是千万不能将其变成“科学万能”的观点。科学其实是社会发展的第二或第三层次，第一层次应该还是道德、观念、理念等的发展。

观众提问：我们北京市平原造林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吗？

观众讨论：有些水道的河堤坡绿化就有类似的问题，市政部门要把原来非常好的绿化植被毁坏掉，重新打造全新的“生态系统”。

刘老师：三十年前就曾有一个林学院的教授，要求北京市委给他们留下两个有天然林的山沟，不要在那里造林，因为他们怕连带学生实习的地方都没有了。现在北京绿化的很大问题就是人工化程度太高，维修费用、生态效应等都存在很大问题。我们在保护北京的古老文化时，也应注重保护北京周围的天然生态环境。

观众讨论：就算请了很多专家设计的、认为生态系统非常优化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每年都还要亏损近五千万，这就是巨额的维护费用造成的。永定河的人工生态湿地全程耗资170多个亿，也根本没法模仿真正的湿地；比如人工湿地下面就有所谓高科技的半渗层等四层，因为如果没有这些铺设，湿地中的水很快就会发出恶臭。而且这些湿地需从河北等地调水，导致当地人的饮用水被北京市委调来作为景观水。建议大家和乐水行的志愿者一起去看一看。

刘老师：现在经济发达了以后，很多以前不敢做的事我们都能做了。比如鄂尔多斯总人口才100万左右，而周边现在就有好几个“鬼城”，仅康巴什一个“鬼城”原本设计的时候就计划能容纳100万人口。

观众讨论：鄂尔多斯年均GDP增长率为33.4%，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超过它。当地地表下70%以上都是煤矿，而且有大量稀土资源，人口较少而资源丰富。原来这块地方是不准开发的，同时也是我国2050年后的战略能源储备，但现在的开发程度已经是中央无法控制的了。然而，这些事实背后，当地的牧民的生活其实是非常悲惨的。

观众提问：对于草场退化、荒漠化，这样盲目种树肯定是不可以的，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刘老师：内蒙古真正出现这些问题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很多人都认为草原退化是由于过度放牧，但其实上不是，因为过去很长时间牲畜数量比现在多。真正的草原退化根源是因为消除了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游牧制，而实行双承包制度。

    主流专家都认为，游牧文明是野蛮落后的，并要将其硬性改成农耕文明，这是一种文化侵略行为。其实蒙古族和我们汉族人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更加重视个人财富的积累，而蒙古人的一等财富是朋友，二等财富是智慧和知识，三等财富才是牛羊，因为牲畜就是蒙古人的流动银行，他们不用存钱；他们将自己和自然万物看做是平等的，其社会具有高度的内部和谐与高度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游牧是对自然的适度索取，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观众提问：现在有很多号召民众植树的活动，怎样判断自己是否应该参加这些活动？

刘老师：根据上面的讨论，草场退化、沙漠化等不是树少了的问题，而是文化和体制的问题，所以种树基本是不能起作用的。我们不用在人为改造自然环境上下工夫。

观众提问：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有什么解决途径吗？

刘老师：现在首先是我们自己要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再就是把问题让更多的人知道，更重要的是要理性地看待问题。

主讲人：刘书润（著名草原生态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