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直以来对非洲的游牧养殖方式不屑一顾，认为它不仅落后，而且效率低下。然而，人们逐渐认识到它所具有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 赛德•海瑟撰文。

    “七千多年来，牧民们一直通过不断的迁移来快速地应对干旱地区的气候变化。”
    在非洲的许多干旱地区，各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游牧以及流动性对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性。目前，很多创新性的政策得到认同，这些政策反映了游牧在地方经济、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新的举措将这些政策付诸实施。

    游牧经常需要穿越国界，区域贸易亟待支持，在意识到这些需要后，一些国际机构正着手将跨境游牧迁徙正规化。这为民族国家在制定本国的政策法规时提供了参考依据。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率先做出表率，为促进跨境牲畜迁移提供了制度框架。跨境迁徙需要取得授权证书，此举在控制牧民离开本国国土的同时，确保了当地畜群的健康。

    在过去的15年中，西非国家的政策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进展。布基纳法索、几内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等国政府均通过了游牧专项法规以保护游牧区，推动牲畜在本国境内的迁徙以及跨境迁徙。东非也不甘落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的《脱贫战略计划》均认为游牧是一种应该予以支持的生计模式。东非也已经创建了非常有影响力的游牧议会团体来监督政府出台的政策。埃塞俄比亚的牧民日和肯尼亚的游牧民族文化周目前都已经成为了两国政治议程上的常规项目。

    萨赫勒地区的地方分权运动已经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议程，它涉及领域包括之前由政府控制的民间团体。在马里、尼日尔、苏丹、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布基纳法索等国，通过地方政府改革、地方分权和区域化，将包括土地以及提供生活用水、医疗保健、教育等核心服务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利进行转移，为游牧民族更积极地参与到政策实施中带来了希望。同时，这些政策的实施还会影响到他们在很多国家的生活。这些改革说明游牧民族的本土知识和实践的正确性，同时也印证了那些确认牲畜流动性在提高生产力、保护环境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科研结论。

    在西非，尼日尔的沃大贝族(富拉尼人)对于互联网的关注正在与日俱增。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网站，用英语、法语及最近兴起的西班牙语，向更多的人进行宣传以保护他们的生活方式，并向大众解释流动性的重要作用。沃大贝族已经对他们传统的部族集会的方式进行了改革，召开了国际知名的全体代表大会。捐助者、非政府组织（NGOs）及游客都被邀请参加这一文化盛宴，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这些新兴的新型社会组织的政治影响力。

    这些创新受多家发展机构的新思维的启发。这些发展机构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失败后，现在开始更多地介入到牧区的管理。以水资源开发、动物健康或者牧场管理等问题为主的项目已经被对社会问题、体制问题和治理问题的关注所代替。随着干旱和疾病爆发时各种保护重点游牧资源措施的采用，和平进程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随着从游牧信贷发放到旱灾保险等一系列的创新举措的实施，市场的重要性也最终得以认可。

    为了解决非洲牧场经常出现的资源利益纷争，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以及相应体制机制的建立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牧场是 “公有土地”的一部分，是由不同的使用者所集体拥有、管理并使用的自然资源；他们同时或轮流使用这些土地，而且使用期限通常不同。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区域所采用的管理条例必须认可并确保各方利益。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非洲干旱地区牧区干旱的问题，各方投入已达数百万美元。大部分资金用于购买食品，尽管这些食品挽救了牧民的性命，却没能拯救他们的生计。对许多牧区来说，旱季过后雨水的降临仍然无法让他们重新找回游牧的生活方式。由于他们的牲口在旱灾中死去，他们只能在获得食品援助的镇子中或者镇子周围呆下来。有的人成功地找到了新的谋生手段，有的则开始从事农活或者木炭制造，而有些人则比较极端的选择了犯罪。

    包括救助儿童会在内的若干机构共同在东非尝试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保护游牧团体的主要生计资产，他们的这一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为工作提供现金报酬（而不是用食物作为报酬），或者利用私人交易市场对牧群的规模进行有控制的减量等方式，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牧民在2006年的旱灾中成功地保住了他们最主要的种畜群。在应对紧急情况时，这些项目考虑的是如何维持牧民的生计，这不仅有助于调和救助与发展两者之间常有的矛盾局面，还增强了牧民在旱灾过后的恢复能力。

      全球性挑战

    与其它土地使用方式不同的是，唯独游牧方式能够适应气候变化。尽管非洲干旱地区对于气候的变化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还是对当地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气候的变化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以预测。目前整个非洲大陆观察到的趋势是，持续的少雨、雨季起始和结束日期的变化、降雨强度的不断增大、非洲不同地区降雨的增多和减少、干旱引发的动荡不断增多等。其中，降雨强度的增大经常会导致洪水，并对农田和基础设施造成破坏。这些趋势有可能还会在短期或中期内持续下去。

    与那些固守一地的农户相比，游牧民能够更快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七千多年来，牧民们一直通过不断的迁移来快速地应对干旱地区的气候变化，并且采用专门的风险分散策略来保障他们的财产免受损失。牧民们能否成功地适应目前的气候变化取决于我们如何解决环境和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以及牧民的流动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为了能够持续的适应气候变化，游牧族群需要掌握未来变化的信息，并参与规划未来。

    人们一直指责畜牧业，意指游牧养殖业的沼气释放也是全球暖化的罪魁祸首之一。联合国粮农组织高调公布的报告，“畜牧业背后的巨大阴影”认为，以二氧化碳当量计算，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有18%源自畜牧业，比交通工具排放的比率还高。然而，当这些数据公布出来后，事实就变得很清楚，这些数据是全球家畜行业被合计在一起后的数据。如欧洲的集约化奶厂，东南亚的高密度养猪场，美国的肉牛饲养场和经营牧场，以及非洲的游牧养殖等方式全部被归在一起。在我们对不同的畜牧行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前就得出结论，认为非洲干旱地区的游牧养殖方式对全球暖化的弊大于对国家粮食安全、经济增长、以及碳封存的利，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目前，游牧方式在降低气候变化影响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已经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此同时，非洲草原的碳封存能力也为干旱地区带来了机遇。非洲发现的草原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根据岗德生态经济研究所主任罗伯特•康斯坦萨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草原储存的二氧化碳量占全球总存储量的34%，这就相当于每一万平方米草原能够提供价值7美元（人民币47.8元）的碳储存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退化严重、或者是变草为耕的地区，草原储碳能力被大大地削弱。

    总体而言，牧场和游牧方式对环境的积极影响正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人们也意识到牲畜的放牧有助于保持野生动植物数量的平衡。而野生动植物才是大部分非洲旅游业发展的基石。在过去漫长的三、四千年里，正是游牧民的土地管理方式塑造了今天东非大草原的地貌景观。良好的放牧方式不仅能够拓展草原，刺激植被的生长、有助于种子的传播和草原多样性，而且还能够通过生态系统增强营养物质的循环。而在那些流动性降低，放牧受限的地区，过度放牧的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在流动性受到保障的地区，游牧除了具有巨大的环境效益，以及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等优点之外，还为非洲各国政府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因为草原将可能成为碳池。一旦牧民的生计受到了保障，他们便能够自由往来于贫瘠偏远的边境地区，这将有助于减少冲突。而当他们的放牧策略和行为受到保护后，游牧方式还能够有助于实现干旱地区数百万人口的经济犭虫立。否则，除了增加城市贫困和社会动荡之外，他们将毫无选择。

    未来政策决策过程中，我们需要对游牧养殖方式的许多有益之处加以重视。如果畜牧业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困顿之中，那么我们将面临着失去所有这些有益之处的危险局面。因此，失去畜牧业有悖于公共利益。


赛德•海瑟：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IIED）气候变化小组首席研究员。本文作者还有塞弗里奥•克拉缇里、伊兹•伯奇、及玛格达•那赛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