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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方式与草原生态—传统时代呼盟草原的冬营地（一）

作者：王建革 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查看-> 蒙古文版 
　

[内容摘要]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的日文调查资料为主，对呼伦贝尔草原冬营地时期的人、畜和草原的关系进行了剖析。首先，当时的营地选择以草原合理利用为基础，兼顾人畜的生活条件。其次，游牧民在冬营地的移动有不同的层次，有从夏营地到冬营地的大移动，也有在冬营地内的小移动，另外，为适应草原生态，冬营期实行分类放牧。为了抵御雪灾，一些游牧民开始受俄国人的影响，利用干草，甚至有的人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半游牧。不断移营不是过去游牧民天然之喜好，是人为适应草原生态而必然采用的一种生产方式而已。

Abstracts: Based on the Japanese date in 1930’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storal people, livestock and rangeland in winter camping ground are discussed. Firstly, the base selection is based on rangel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and th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of man and livestock also be given. Secondly, there were several administrative levels of horde shift in winter camping ground, such as the long shift from summer’s camping ground to winter’s camping ground, and the short shifts in winter’s camping ground. In another way, assorting herding is also carried out in winter’s camping ground for the adaptation to rangeland ecology. In order to protecting the livestock from snowy calamity, some nomads adopted method of Russian, using hay as forage, and a few of those even become semi-nomad. Changing camping site is not a natural jubilation of nomad, only a production mode man must adopt for adapting the pasture environment.

传统游牧业形态特点的研究对目前蒙古学或民族学研究意义重大，同时，对现代蒙古畜牧业的持续发展有益。因古代的资料较少，学者涉猎资料的重点应关注于近代。尽管在日占时期日伪机关对内蒙古草原游牧业做过一些调查，但其它地区的游牧业形态都因20世纪上半叶的农业北进而改变，只有呼伦贝尔草原的传统游牧业形态因少受农业的影响而没有发生改变，当时的形态基本上可以代表古代的形态。所以，复原当时呼盟游牧业的形态对历史学者和民族学者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当时的满铁机构和伪满机构都曾对呼伦贝尔草原作过一些细致的调查，其结果体现在两本书中，一本是满铁在1943年出版的《呼伦贝尔地方牧野植生调查报告》，另一本是由当时的伪满机构——“兴安局调查科”在1939年出版的《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它的资源类调查书。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草原工作者和畜牧业工作者的一些成果，本文对传统时代的游牧业的一个时段，即1940年左右的冬营地游牧形态进行复原分析。并着重分析其游牧生态，所谓游牧生态，就是游牧活动中人、牲畜及其与草原环境的关系。以游牧形态而论，这种生态关系体现在人畜移动与草原环境诸方面的关系上。

一．环境与游牧范围

1．冬营地划分的依据：地形、水源与草原质量

呼伦贝尔草原主要指现在的呼盟牧业四旗，包括新巴尔虎左、右旗、陈巴尔虎旗和鄂温克旗。自17世纪以来，这一地区就是一个多民族交汇，[1] 游牧业为主的地区。到清末新巴尔虎各旗佐是以呼伦湖和贝尔湖为中心游牧的，陈巴尔虎旗在墨尔格勒河和特尼克河流域——即海拉尔河上游游牧，索伦旗和额鲁特旗主要在依敏河、札罗木特河及锡尼克河一带游牧，这些民族长期以来就是游牧的。[2] 与内蒙古其它地区相比，呼盟的牧业却因其良好的环境特别发达。主要的特点是水资源丰富，不但有乌尔逊河、海拉尔河、伊敏河、辉河等河，还有从外境来的克鲁伦河和哈拉哈河等河。众多河流汇集成大小湖泡和沼泽地，湖泡总数有500多个。面积最大的是达赍湖，它位于呼伦贝尔草原的中心，面积达2200多平方公。其次是贝尔湖，面积达660平方公里，另外还有呼伦池和乌尔逊河低池等湖泡。[3] 长期以来，呼伦贝尔草原就是蒙古草原畜牧业最发达的地方。

传统时代的夏、冬营地划分，就是因地形和草原分异为依据进行的。从世界各地状况看，季节营地都有不同的海拔高度。在欧洲南部阿尔卑斯山一带特定地点的中世纪的羊群在不同季节分布于不同的海拔高度放牧。7-9月份，位于高山牧场，海拔2500米；10-11月下降到中段山区草场，高度650-800米；1-3月再降，有200米左右；4-5月份最低，游牧民在平原放牧；直到6月，放牧地点高度又重新开始升高，在中段山坡地草场。[4] 中世纪欧洲的低地是农业区，游牧民主要处山地，受定居民的排斥，他们在低地的游牧时间很短。

在蒙古高原，草原内的高差和地形差异相对较小，但既使如此，由于草原利用的关系。以不同的高差划分冬、夏营地仍是存在的。因为草原往往只能季节利用，长年利用只能过牧化，最终破坏草原。外蒙的营地划分一般有冬高夏低的规律，但也不确定，20世纪上半叶的游牧方式多达10种，有些牧民冬季迁往山地两侧的谷地，夏季进入大河流域，只在低地游动；在阿尔泰山一带，夏季山地放牧，冬季山前放牧，冬低夏高。[5] 但大部分学者认为普遍的换营模式为“冬高夏低”。Bat-Ochir Bold认为蒙古高原最好的草地是用作冬营地的，这种草地处于中高海拔段的丘陵地带，春营地稍低于冬营地，位于丘陵的底部或中部。游牧民之所以不愿在底部扎营，因为山下低地长期有积雪存留，这种积雪一直持续到第2年5月份，晚间十分寒冷，不宜居住。[6] 在内蒙古，尽管游牧方式各地有所不同，但冬高夏低的模式仍占了多数。呼伦贝尔草地由两种地形构成，一种是河流低地，以草甸草原为主；另外一种是丘陵干燥地，以典型草原为多。丘陵台地地区一般都作了冬营地，游牧民在丘陵台地上扎营时也选择背风、向阳、温暖、降雪少、枯草多的地方。冬营地的土壤一般为砂土地，由于相对干旱，草原类型以典型草原为多，草种结构以羊草群落为多。[7] 与地形选择相一致的是水资源利用也与之相合。低地的河流水源丰富，而夏日牲畜必须饮水，一些草地，尽管草势良好，但由于缺水，往往是夏季放牧的误区，一旦有游牧人随畜群进入这种草地，非常危险，这种草原夏天不能利用，但冬天却可以得到利用，因为牲畜在冬天是以舔雪的方式解决吃水问题，只要有积雪就行。在陈巴尔虎旗，当时冬营地主要分布于西半部，面积达85万公顷，由于这部分水源条件差，作冬营地，东半部作夏营地。另外，西半部分还有许多适合作冬营地的条件。其一是地形复杂，适合冬天避风，因地形起伏才能有避风处，丘陵的北面或西北面是迎风区，极为寒冷，南面既挡风，适合于安营。其二是有许多柳树，可用供冬天建圈搭棚。[8] 总之，选冬营地于高燥、无水源地区，是传统游牧时代的基本方式。呼盟的丘陵和波状台地，一般都作了冬营地。图1是1936年左右所调查的呼伦贝尔盟的冬营地大致分布。可以看出，这几个大区域的冬营地都是离河流湖泊较远的范围内。游牧民从夏营地向冬营地移动时，是从低向高，从湿地向干燥地移动。[9]



图1呼伦贝尔冬营地范围
资料来源：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铁道总局：《呼伦贝尔畜产事情》，昭和12年12月。

由于湖泊水泡众多，也有以将低湿地作冬营地的，这往往是那些积水的草地，夏季泥泞不易放牧，冬天结冻才适合于放牧。营地选择也重视温暖，冬营地一般设置在丘陵高地的阳坡。从当时各佐领的冬营地分布分析，冬营地一般分布于游牧圈的南端，夏营地往往位于游牧圈的北端。[10] 另外，营地选择还要考虑牲畜吃碱问题。碱不但可以增加牲畜的吃草欲望，也可以抵抗寒冷。游牧民一般都非常熟悉碱地的地点，冬营时期要破除雪使碱地露出，使牲畜舔碱。这种地牧民称之为白土地。牧民有时也采碱回去为直接饲喂牲畜。[11] 总之，冬营地选址是综合考虑的。

2．游牧集团与放牧范围

长期以来，草原的使用权是公有的。学者们早就指出，正是同一区域内雨量和水资源的不均衡分配才造成草原公有的，如果草原私有，由于各部分不能轮换使用，不划分季节营地，草原的利用效率会大大降低。当然，这种使用权也以游牧集团为单位，清代民国时期，有旗界之分，游牧民不得超越旗界放牧。另外，一个旗内有多处冬营地，不同的游牧集团一般也不同的范围。表2所列出的是新巴尔虎左翼旗下正白旗3个佐领和厢黄旗3个佐领冬营期间所经过的冬营地名称。佐领是因为蒙古社会的基层单位，各种义务和征税都以佐领为单位，当时各佐领的户数多者90多户，少者20-30户，户数不等。西新巴虎尔旗正黄旗第一佐有90户，但第三佐只有20户。佐领以下又有几个游牧集团，一般为几十户不等。同一佐领下的几个游牧集团的游牧范围可以稍有不同，也有的集团只以佐领为基本的游牧单位。同一佐领只在一个游牧范围内。[12] 但这种游牧范围不是游牧界限，但小旗之间可能有游牧范围的划分，索伦旗三小旗各有各的游牧范围，新巴尔虎左翼旗下的正蓝旗和厢白旗各有游牧范围。也有二个小旗共有一个游牧范围的，新左旗下厢黄旗与正白旗共有一个游牧范围，这个范围的东至公诺尔泡，西至乌尔逊河，南至西林胡都克卡伦，北至呼伦湖。[13]

表1 新巴尔虎左旗6个佐领的冬营地

营地序号|1|2|3|4-7
正白旗第一佐|布导诺尔、
习亚忽勒依敖鲁|诺毛帕、
高鲁布塔|眉奴塔拉|惠河
正白旗第二佐|包达岛拉内原|习亚岛布鲁刺塔|眉奴塔拉|惠河、苦儿、好好依包勒儿、乌兹勒原
正白旗第三佐|诺毛帕|包达岛拉内原|眉奴塔拉|召鲁呔原、乌兹勒原
厢黄旗第一佐|帕劳勒原|岛内好勒||
厢黄旗第二佐|帕劳勒原|包好依塔鲁|岛内好勒|
厢黄旗第三佐|帕劳勒原|好依原|塔布岛劳卡依|

资料来源：兴安局调查科：《兴安北省に于ける牧野并放牧惯行调查报告》1939年12月，第209-210页。

但除了旗的游牧界限相对严格外，旗内游牧民的游牧范围实际上无严格规定，游牧民一个冬季往往要经过几个冬营地，有的冬营地可能只属于某个佐领的游牧点，也有许多佐领共同光顾某一冬营地。表1中帕劳勒原有厢黄旗的3个佐领在那里过冬。眉奴塔拉正白旗的3个佐领在此放牧，也有厢白旗的2户游牧民也在此放牧。“眉奴”，蒙古语为“雾”之意，“塔拉”为“草原”之意。此营地东西长150公里，南北长80公里，巴尔虎蒙古人自17世纪从外蒙车臣汉部迁到呼伦贝尔以后，一直利用这个草场。1939年冬季，眉奴塔拉有游牧民270户，大小牲畜几万头，其中马6407头，牛9591头，驼608头，羊28099头。但也有只有几户放牧的冬营地，好依原整个冬季只有4户牧人光顾。总之，旗内牧场是公共使用的，但所有人并不是随机而行的，而是各有其相应的区域。[14]

除了游牧范围的规定和习惯外，影响牧民选择营地和游牧路径的因素还有很多。在干旱地区，夏季的游牧民对雨水敏感，相遇时的话题往往离不开雨水，那里降了雨，那里的草场好，他们就会将牲畜赶到那里。[15] 冬营地的人们不会关心降雨，而是积雪。积雪既不能多也不能少，雪多覆盖草原，牲畜吃不到草，雪少牲畜无法舔雪。牧民也是根据经验和信息确定冬牧场，与夏营地不同，冬营时期牧民交流的机会少，一场大的风雪过后，很难把握各地的积雪状况。这时，富户派人到各冬场考察，但中下层牧户只能凭经验行事，也因此往往陷入困境，这时，政府应该提供信息。1938年初冬时，新左旗派出部分工作人员和有经验的牧民，对各地的积雪覆盖、土壤冻结状况、枯草产量和碱地等情况作调查，为牧民提供信息参考。[16] 与过去相比，现代的游牧民具有更大的优势，他们可以通过收音机得到确切的信息。

一些游牧民不迁营，愿意在一个季节牧场长期滞留。在新巴虎尔左翼旗，乌尔逊河流域是厢黄旗第1佐的夏营地，有64户游牧民放牧，到冬天，马和部分牧马人仍留夏营地。在乌贝多，也有许多牧民长年不迁营，厢黄旗第1佐7户、第2佐4户和其它一些人长年呆在那里。阿鲁塔河边是厢白旗第1佐的营地，春夏秋三季有38户游牧民在那里，到冬季，11户迁到冬营地，剩下的27户仍留在那里，不迁营。也有全部不换营的，正监旗第2佐共有71户，37户牧民长年呆在好依高勒高刺力，33户长年在高勒不习雅不鲁驻牧，另有1户长年呆在乌贝多。当然，也有全部换营的，新左旗有2个佐领全部换营。[17] 可以看出，游牧路径只是一个惯例和范围，游牧民实际上是很随意地决定是否迁营。

二．人畜移动与放牧

游牧业的特点就是不断地移动，人和牲畜对草原环境的许多适应措施都通过移动来实现。移动也是各种各样的，有长距离移动和短距离移动，长距离的移动中有换季节营地的大移动和雪灾时的大移动，短距离的移动主要是换游牧点的移动，也有扎营后牲畜的放牧移动。这些移动构成蒙古草原不同层次的人畜流动。迈斯基没有认识到游牧的生态需要，只归于文化的原因，认为游牧是一种情结，“盖千年来蒙古人惯于游牧生活，逐生一种移动的天性，致不能定住于一地，而思移动。”“春来意动，离冬牧场至夏之牧场，心情始定，直致晚秋，不倦问意愿之牧地迁移。”[18]

1． 草原交通与季节营地的更换

移营时用牛车，蒙古人叫“勒勒车”，这种车车轮窄，车体高，适合在积雪或湿地中行进。当降雪特别多时，也用骆驼拉车。移营时，牧民将所有的家用都装到车上一起行动，尽管也有用雪橇移营的，但牛车占了绝对的数量。新左旗1938年的牛车占各类车辆总数的97.6%。至于平均每户的数量，有的8-9辆，[19] 当几户牧民一起迁营时，车辆总数达几十辆，再加上成千上万的牲畜，应该是浩浩荡荡，场面壮观。草原中移动的道路也与内地不同，这种路很宽，由许多车辙组成。1935年左右，米内山庸夫在呼盟观察到一个由几十辆牛车组成的车陈，晚上宿营时，几十辆车子围成一个圆形，拱围畜群。[20] 1949年以后，随着定居程度的加强，这种景观很少见了，一般的移营往往只有几辆牛车。

迁冬营地的时间基本上与降雪一致。但降雪日期有变化，从1917年到1921年期间，满洲里的冬雪初降在10月15日左右，1924年在9月7日。至于每年的降雪日数，1917年到1925年，海拉尔的平均降雪日数为27日。[21] 迁营日期初雪的时期一致，也与结冰时间一致。呼盟的河流、湖泊众多，交通易受阻，牧民要等到结冰后才迁营。呼盟河流的结冰期一般在10月中旬到11月初旬，故迁营的时期一般在11月份左右。冬营结束后，牧民还要赶在化冰前迁出冬营地。迁营前牧民也要为移动本身和冬营期间的生活作车辆、食物和燃料的准备，冬营期是牲畜的掉腰期，为了保持畜群规模经济合理，牲畜的出售和屠宰也要在迁营前完成。等各种工作完成之后，游牧民开始迁营。新左旗各处游牧民的迁移路径并不长，一般有3-4天的路程。到眉奴塔拉去的牧民迁移距离较长，他们要等乌尔逊河结冰后，才能行动。一段时间内乌尔逊河畔天天有大队的人畜车辆。因为牧民要照顾牲畜，不使牲畜发汗，移营也有一定的速度限制。各种牧群的移动速度不一，马为40-50公里/日，牛为30-35公里/日，羊为15-20公里/日。移营前要给牲畜饮水，傍晚选适当地点扎营，扎营时蒙古包和车辆联合成圆形，畜群在其中。另外，为了保证冬营时期的燃料供应，移营时也要带上夏营期间积贮的牛粪和羊粪，但运粪车可以在移营前运到冬营地。有的地方采柳枝作燃料，但在柳枝缺乏的地区，必须贮备牛粪和羊粪。夏营时有人赶着车收集牛粪，有的富人雇人收集牛粪。[22] 与牛粪相比，羊粪的燃料功能更强，收集时装箱，移营时也一同运输。[23]

2． 灾害时的大移动

除了更换季节营地的移动外，雪灾发生时，也要进行大移动。由于局部草原被雪封闭，游牧民和牲畜被困，如果移动不出去，人畜都会有危险。一般的情况是，牧民在预感到雪灾要扩大时，就采取紧急措施，迅速离开原地。这种移动的距离不但超过冬、夏营地的范围，甚至也超过了旗界。移动速度也比一般迁营的要快，马群为50-60公里/日，牛群为35-40公里/日，羊群为20公里/日。急速会引起一些牲畜死亡，但总比呆在原地好。1923年的灾情是大风加着吹雪，雪面迅速结冰。惠河草场是重灾区，约有半数牲畜向外迁移，既使如此，仍有大量的牲畜死亡，羊群的死亡率高达70%。1930年，新左旗南部受到雪害，畜群大移动，但由于移动前牲畜很衰弱，移动中仍有大量死亡，马的死亡率为15%，牛、骆驼和羊的死亡率在25-50%之间。[24]

3．冬营地内的小移动与分类放牧

与以上两种大移动相比，营地内的移动距离短得多。较长一点的是换草场移动。草场之间距离稍长，同一草场内的放牧移动较短。从表1可知，牧民在冬季可以换多个草场。先后两个驻牧点的距离一般在20公里以内。与夏营地相比，冬营地的移动频率要远大于夏营地。夏季牧草旺盛，一定面积内的牧草可以满足牲畜许多日的放牧需求，冬季和枯草产量低，又有一部分草原被雪覆盖，只有扩大草原利用面积，才能满足牲畜需要。扩大草原利用面积便是要求游牧民增加移动次数。冬营地各月的移动频率也远高于其它季节。新左旗蒙古包一年移动的次数平均为50 -60次，单在冬营地的移动次数就达30次左右，几乎占全年的一半。冬月一般移动6-7次，夏月只有2-3次。[25] 与其它地区相比，呼盟的游牧次数是相当多的，中蒙地区全年只有10次左右，外蒙也只有7-8次，移动20次以上甚至30-40次的游牧民在蒙古草原很少。[26]

至于牲畜群，除了随蒙古包作移动外，扎营以后也有移动。放牧吃草时的畜群也有一定的移动特点，牧民并不是在一个方向上放牧的，而是以蒙古包为中心，不同时间将畜群放牧到不同的区域，畜群在各时期都能吃到最好的草。积雪、草原质量、碱地、燃料和病虫害诸方面都可能对畜群移动方向产生影响。另外，各种牲畜刨雪能力、吃草能力和移动能力都不一样，为了因地制宜，冬营地盛行分类放牧。而夏营地因饮水点固定，难以实行分类放牧。马的刨雪能力最强，移动能力也强，可以夜不归包。在陈巴尔虎旗的白兴杜布巴嘎，1956年刚入社时，马群终年在高草地放牧。[27] 其游牧距离可以在离包7-15公里的范围内，这一般是草场的外围。牛羊放牧则要夜晚归包，牛的放牧半径为4-7公里，羊为5-8公里，一般的牛羊都在蒙古包2-4公里的附近放牧。与牛相比，羊的辱部较薄，可以刨雪吃草，故可吃到更短的草，牛的口辱较厚，2-3寸以下的枯草吃不到。所以，蒙古人往往根据小地形内积雪和枯草的不同，又将牛羊分类放牧。羊群有羊栅收容，羊栅一般建于蒙古包南面，[28] 羊栅制作各地不一，新巴尔虎左、右旗的羊栅一般用柳枝编制成网状，其它地区多用木栅或板栅。[29] 牧民对牛的看顾程度远不及羊，一般只在包或羊栅旁边，将部分地段除雪，再加一些干草铺垫即可，称为牛的卧盘，牛生仔时牧民也将牛仔和母畜一起放到羊栅里。冬营时期，羊栅内的羊尿会结冻，使整个营盘在1-3周内受到冰冻的危害，影响到牲畜和牧民的生活。为了维持营地环境，牧民在冬天也要加快迁营频率，呼盟的草原多湿地，气候寒冷，频繁地迁移营地就不足为奇了。至于冬营地的燃料供应，牧民一般可以将当年的羊粪直接作燃料，但当年的牛粪却不能作燃料，所用的牛粪是前一年的，所以，蒙古人一般在往年扎营过的地方重新扎营，因为那里有前年的干牛粪积累，扎营过后的包迹地蒙古语叫“包乞”。[30]

1949年以后的集体化时期，分类放牧更加盛行，畜群可以统一分配。一群马的放牧规模有500-1500匹，由专人在边远草场放牧，严寒时在牧草密、积雪少、雪质软的山间低地，稍暖时在积雪少的阳坡。牛在河套和山谷等背风地带放牧，牛的刨雪能力差，牧民铺之以人工破雪。破雪时用木铣，1个强劳动力1年的破雪量能够保证10头牛渡过灾期。至于放羊，一般先在远蒙古包地点放牧，让羊群涉足的边远的牧草，后逐步近牧，有计划地留足近处牧场。到冬末春初，母羊胎大体笨，不能远牧，蒙古包附近要有足够的枯草。[31] 这是现代的牧羊方法，牧民在冬营地定居的程度较大，要由远及近地放牧，在传统时代，牧民移动多，不会这样放牧。

（未完，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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