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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ing Steppe 专 家 论 文《曾经草原》是公益网站，部分论文有作者授权。如有误请来信赐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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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方新报：http://www.northnews.cn/news/serialise/Index.html
（第6-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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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ing Steppe 专 家 论 文《曾经草原》是公益网站，部分论文有作者授权。如有误请来信赐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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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方新报：http://www.northnews.cn/news/serialise/Index.html
（第6-10篇）
离开蒙古语教研室，我按约定去了蒙古国人文大学。在那里我拜访了罗·玛纳勒扎布教授，并且在罗·玛纳勒扎布教授的介绍下认识了蒙古国人文大学社会学院的汉语教员奥云其米格。奥云其米格女士曾经是玛纳勒扎布教授的得意门生，玛教授说此人很有发展前途。
三八妇女节有感
今天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乌兰巴托，不仅机关学校的女职工放假1天，男职工也沾光放假1天，而且蒙古国人庆祝妇女节的气氛挺浓。昨天我去乌兰巴托百货大楼购物时，就看到不少人在购买鲜花。今天在留学生宿舍附近的瑙敏超市里，也看到不少的青年人在购买肉食、糖果、酒类等过节食品。人们见到同自己熟悉的女性时，也纷纷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贺。
白天的电视节目也大多是宣传介绍蒙古国的妇女生活，晚上蒙古国国家电视台还专门播出了恩赫巴亚尔总统的三八节致词。看来，蒙古国人比较注意宣传保护妇女的权益。受此启发，我也想表达一下对妻子和女儿的关心。我给她们发去了电子邮件祝她们节日愉快。
晚饭后，我特意去405室回访了韩国檀国大学的李圣揆教授。李教授房间整理得非常干净整齐，地毯上铺着两块很大的毛巾，一块在门口，另一块在床前。因为韩国人一进门就要脱鞋，卧室内不得穿鞋进入。我也按照他们的习俗，脱鞋进了房间，在李教授递过来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遍房间内的摆设，只见书桌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正处于工作状态，电脑上方贴了1张用汉字书写的座右铭，一共是十来个汉字，其中有一个“恕”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其它还有“博学”、“笃信”等汉字。李教授说，这都是引自孔子的教导。李教授引用孔子教导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一方面说明孔子学说对韩国文化影响深远，另一方面说明他勤勉、努力。
从与李教授的谈话中得知，他准备在今年6月同一些韩国人去蒙古国东方省的一些地方考察，其中包括呼伦湖和克鲁伦河等等。他还说，他在2年前曾经到过我国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市，考察过中国境内的呼伦湖和贝尔湖，并且从那里去过哈拉欣河战役的主战场——诺敏汗。
哈拉欣河战役发生在此194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古人最引为自豪的一个战役。因为在这个战役中，苏蒙联军大败日本侵略军，导致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战场大伤元气，极大地支援了我国的抗日战争。我本来想提出跟着李教授一起去蒙古国东部区考察，但是一听说考察者都是韩国人，我去可能对他们不方便，就只好作罢。
能吃苦的韩国人
今天是3月9日，乌兰巴托的天气像有些人的脾气一样变化多端。早晨电视里播出的天气预报说：3月9日，乌兰巴托，阴，有雪，白天最高气温零下4摄氏度。早晨出门时，只见大地一片银装素裹，天空仍然飘着雪花。中午回家时，几乎是大雪纷飞。下午14时左右，雪渐渐停了。等到下午16时，除了远处的宝格达山的上空仍然笼罩着大片乌云之外，其他地方的乌云大多散去了，淡淡的白云在海水般的蓝天上缓缓地移动，阳光也变得非常刺眼。
因为我们留学生宿舍附近没有带中文字库的网吧，我想给北大的同事和朋友发送2封电子邮件和数码照片时，只能去一个熟人的办公室。本来出门前已经将邮件提前写好存入了优盘，以为到了那里将邮件拷入即可，没想到那里的网速极慢，等了半天也无法将照片发出，只好作罢。如此条件，怎样提高工作效率？又如何与他人及时交往？
下午在家打扫房间和看书。我的房间太脏，椅子也是一动就响，不但自己听着别扭，更重要的是夜间和早晨工作时影响邻居休息。因为工作和生活条件没办法跟四层韩国李圣揆教授的房间相比，所以必须得自己动手清理一下。于是，我从邻居图门乌力吉先生那里借来了笤帚和簸箕，把屋子仔细扫了一遍，又略送小礼，从楼内清洁员那里要来了一个不太响的椅子。
据说在这里办事都得送礼，不送礼是挺难办事的。这不，我房间里的14寸小电视机连个遥控器都没有。每天看电视选台就像弹钢琴似地在电视机下方的按钮上按来按去。为此事我去找过那个负责服务的清洁员。她说，没有好的了，得自己花钱去那仁图拉农贸市场去买，买一个得花8000到10000图格里克。按眼前比价换算，蒙币8000图格里克约合人民币六七十元。我本想自己花钱去买1个。可是朋友们告诉我，那个地方小偷成群，作案手段高超，已经好几个中国人在那里被盗，万万去不得。所以，我只好请那个清洁员方便时帮助我代买1个。与发达国家的工作效率相比，我们国家的工作效率已经不高。可是，比起蒙古国来说，我觉得我们的效率还高出了不少。
晚上18时，我正在吃饭，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打开房门一看，竟然是在此攻读博士学位的韩国留学生杨惠淑。她是李圣揆教授的弟子，来蒙古国已经好几年了，一边学习，一边在一家比利时和蒙古国合办的Antoon Mostaert 中心工作。
Antoon Mostaert是一位比利时的基督教传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叫田清波。此人早已过世，二十世纪前半叶曾经在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鄂托克旗传教多年，在此过程中学会了蒙古语，并且在蒙古国民间文学和蒙古语语文研究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是世界上比较著名的蒙古学家之一。后来比利时用他的名字在蒙古国设立了Antoon Mostaert 中心。⑥
我和杨惠淑相识于2005年8月，那是在呼和浩特市召开的中国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杨惠淑蒙古语讲得很不错，主要是因为在蒙古国学习工作了好几年，语言环境好，本人所下功夫也大。相比之下，我的学生就逊色不少。虽然大多数人学习比较努力，但是总有部分人不是因为喜欢蒙古语才选择这个专业，他们并没有立志要做与蒙古学研究有关的工作，而是把蒙古语专业作为一个跳板，进了北大以后却把主要精力用在其他方面，毕业以后再靠北大这块牌子竞争找工作或者出国发展。有的人虽然也在从事与蒙古学研究有关的工作，但是并没有像杨惠淑这样下这么大的功夫，甚至惧怕艰苦，不愿意来蒙古国学习或者工作，这又怎么能掌握好蒙古语呢？
我给杨惠淑看了1989年～1990年在蒙古国进修期间所拍的照片，顺便提到了照片中的一个日本留学生—木村理子。杨惠淑说她也认识，此人在蒙古国学习多年，据说后来曾经深入到蒙古国民众之中学习考察，最后写出一本反映蒙古国巨大变化的书——《太阳从西边升起》，在蒙古学研究领域内反响强烈。可见，要了解研究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不深入到那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民众之中，是根本不行的。遗憾的是，我还没有看到木村理子写的这本书，有机会一定借来看看。
由于正好赶上饭口，我请杨惠淑一块用餐。杨惠淑一边吃着，一边夸奖好吃。 由于杨惠淑是李圣揆教授的弟子，算是我们学生辈分的人。加上我是辽宁省丹东市人，家乡离朝鲜很近。所以，我和她聊了很多，包括我和李圣揆教授相识的经过以及我们家乡的一些风土人情。我还给杨惠淑看了2005年10月我们全家回丹东探望93岁高龄老母亲时的拍摄的一些照片。 杨惠淑看了这些照片，一方面惊叹我母亲的健康长寿，一面赞赏我们家乡的秀丽风光。由于这些照片都用数码相机拍成，而且全都保存在我带来的笔记本电脑中，看起来非常方便。回想自己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研究所从事地名工作近11年的时间里，虽然因为工作需要走过中国北部的不少地方。可是，那时候自己连一部普通相机都没有，以致对这个时期的经历几乎没有留下可留念的照片。每每想起来，都觉得非常遗憾。
在与杨惠淑的交谈中，得知李圣揆教授感冒了。晚上21时许，我给李教授打了一个电话，一是问问病情，二是问问是否需要我的帮助，因为我来这里带来了一些感冒药。李教授说已经服过药了，感觉好多了，谢谢！
暴风雪中会专家
今天是3月10日，早晨听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风雪，白天的最高气温为零下12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零下16摄氏度。出去一走，果然觉得比昨天冷多了。
上午去国立大学办事时，因为没风，还不觉得太冷。下午从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回来，只见房顶和树梢上的积雪被疾风吹得好像斜落的雨丝。寒风夹带着雪粒抽到脸上，像刀子割似地疼。耳朵也冻得发痛，立春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没想到乌兰巴托还是这么冷。估计下午的气温已经不止零下12摄氏度。
根据我以前在乌兰巴托的经历，我觉得，除了春天以外，乌兰巴托的其他季节都很好：夏天绿草如茵，天气凉爽宜人；秋天阳光明媚，碧空如洗，原野一片金黄；冬天室外虽然很冷，但是由于乌兰巴托的四周群山环绕，市内的风并不很大，而且蒙古国国立大学留学生宿舍的暖气很足，不少人甚至在房间内只穿单衣单裤。最难受的就是春天，因为风沙较大，天气骤冷骤热，很容易患病感冒。
对于蒙古国的牧民们来说，春天就更辛苦了：一是因为天气变化最大，冬储的饲料已经消耗得所剩无几了，所以此时的牲畜最瘦弱，一遇暴风雪，死亡最多。二是因为春季是接羔的季节，牧民的工作最忙最累。牧民一年收入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春季接羔的数目。正因为春天气候恶劣，人畜缺吃少喝，秋天牲畜膘肥体壮，牧民肉食奶食充足，所以，还有一句蒙古谚语说：在自家是春天，去人家是秋天。这条谚语的本义是：自己去人家做客，主人热情招待，食品像秋天的肉食奶食一样丰富；别人来你家做客，你什么都舍不得，待客的食品像春天的食品一样稀少。这条谚语的寓意是待人吝啬，类似汉语熟语中的“铁公鸡”、“玻璃耗子”、“琉璃猫”——抠门得一毛不拔。
谚语是语言之花，翻译得准确精彩，会给译文增色不少。同时，由于文化差异的缘故，谚语也最难翻译。只有多搜集，多研究，多比较，才能做好谚语的翻译。
吃完早饭，我在琢磨如何利用在蒙古国短短半年的时间争取更大的收获。虽然此次来蒙古国的主要计划是编写《蒙古语语法》和《蒙古语翻译教程》2本教材，但是还想趁机做些蒙古国民俗和社会的调查，何不多向蒙古国国立大学的民族学教研室的专家学者请教，争取得到他们的帮助。于是，拿定主意去见蒙古国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SH.索德诺姆教授。
上午9时，我来到了蒙古国国立大学的社会科学学院院长SH.索德诺姆教授的办公室。我和索德诺姆教授相识于1995年3月，当时他作为蒙古国国立大学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访问了北京大学，我参加了接待工作。2002年12月，他再次作为蒙古国国立大学代表团的成员访问北大，我们再次相逢。所以彼此已经是老朋友了。
和索院长相互简单寒暄问候后，我向他说了此次来的目的：我想向贵院民族学教研室的老师请教并且参加他们的田野考察活动，希望能够得到索院长的理解和支持，是否请索院长通过贵院教务办公室安排我同民族学教研室的领导见个面等。
索院长听罢，马上说道：“刚才离开的那位年青人就是民族学教研室的主任，昨天刚从国外回来。走！咱们这就去找他们落实。”说完，索院长就把我领到了隔壁的一个办公室，见到了一位五十多岁年纪、头发略有秃顶的先生，看样子好像也是社会科学学院的一位领导（几天后得知，他就是社会科学学院教务办公室主任）。索院长把我介绍给了那位先生。我向他说明了来意和请求，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⑦
听完我的叙述，索院长和那位先生简短地商量了几句，又派人把那位年轻的教研室主任叫过来，把我介绍给他。我提出照几张合影照片留念，之后请他们留下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时，才知道那位先生叫Z·巴桑扎布，民族学教研室的主任叫L·蒙赫额尔德尼。
在民族学教研室，我向蒙赫额尔德尼主任详细介绍了我的想法和请求。蒙赫额尔德尼主任听完我的叙述，先是对我的蒙古语口语进行了一番夸奖，然后说他现在正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昨天短期回国办事，该教研室的民族学研究课将请来此学习和工作的研究生Takiguchi Ryo代上。他还向我介绍了日本和西方国家研究民族学的最新理论和方法，并且向我推荐了几本英文新书。遗憾的是，我的英文水平实在太差，不敢不懂装懂。于是我向他据实说了我的专业和研究方向不完全是民族学，但是由于我们教研室为硕士生的教学开设了一门“蒙古民族志研究”课程，再加上搞蒙古文化的研究离不开对蒙古国各部族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所以我才提出了向贵教研室老师学习和参加你们田野调查工作的请求。
对于我的请求，蒙赫额尔德尼主任不仅向我提出了搞好民族学研究的具体建议，还答应让该教研室的退休老主任格·策仁韩德先生（女）作我的指导老师。蒙赫额尔德尼主任还提出让我给他们的师生作一次讲座。我说不敢说作讲座，但是可以介绍一下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东语系以及我们蒙古国语言文化教研室的基本情况。
因为已经约好了下午要先后去见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沙格达尔苏伦教授和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的鲁·宝力德先生。所以，我中午赶回宿舍作了一顿简单的午饭——“乱炖德国空心面”。
13时半，我按事先约好的时间准时来到了位于蒙古国国立大学二号教学楼三层的蒙古学研究中心，走进沙格达尔苏伦教授的办公室以后，只见他和德国的蒙古学家吴都·巴克曼博士都在电脑前工作。这是我很敬佩的两位学者，不但人品好，学问也好，就是干起工作来不要命，常常连星期天也不休息。
2003年4月，在北京“非典”传播最厉害的时期，吴都·巴克曼博士应我的邀请来到北京做客和讲学，当时住到了北大勺园招待所。其间，我曾经去看望过他几次，每次去他房间，都看见他桌子上摆满了书，他也总是不停地看书写作。
沙格达尔苏伦教授也是如此。 星期一至星期四他有课，星期五他也来，星期六和星期天是他的最佳工作时间。
从蒙古学研究中心出来，为赶时间，我打车去了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乌兰巴托的任何小卧车，只要你招手，他愿意载客，你都可以付费乘坐。但是，有的人向外地人或者外国人多要车钱，这一点同北京的“黑出租”差不多。
为了保险，我特意乘坐了一辆带有出租车顶灯的正式出租车。在途中，我向他问起了正式出租车与非正式出租车的收费差别。司机先是说，二者没差别，后来又说，那取决于开车者，有的人就是乱收费。我问他，为什么你的车没有计价器。他说有，但是给取掉了。因为汽油涨价，迫使出租车司机不得不提高收费，所以有的出租车司机就把计价器给撤了。乌兰巴托的出租车的收费情况是：不分车型如何，一律都按每公里300图格里克（折合人民币2元多一点），但是没有起价多少一说。不管跑多远，都按实际里程计费。所以，如果路程不远，还是比北京便宜些。
我紧赶慢赶地来到蒙古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见到了宝力德先生。同他聊起了我此次来蒙古国的目的和停留期限。我从宝力德先生处得知，蒙古国的学者们正在编辑五卷本蒙古语大辞典，有可能在今年内出版。这种大型蒙古语工具书对所有研究使用蒙古语文的人们都很有用。
在今天的暴风雪天气中，我见到了一些我所敬仰的专家学者，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违反了我的“四项基本原则”
3月11日是星期六，早晨电视节目里播出的天气预报说，乌兰巴托白天气温零下13至零下15摄氏度，夜间气温零下23至零下25摄氏度。
不知道是昨天外出冻着了的缘故呢，还是因为昨天夜里写日记睡得太晚的缘故，反正是头有些疼。看来是由于违背了我给自己制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因而受到了惩罚。
因为自己毕竟已经年过半百了，所以曾经给自己规定了一个是否接受和完成某项工作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凡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事，做；凡是行善积德的事，做；凡是自己喜欢的事，做；凡是能够体现自身价值的事，做。昨天我违反的是其中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人生在世，生命是最宝贵的，健康就是幸福。人生在世，还得有取有舍，既不能好事占全，更不能坏事做绝。能保证自己健健康康、高高兴兴地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中午，宿舍的水管里停了冷水，只有热水了，幸好没去洗澡。因为身体不舒服，除了去附近的超市买了一袋蒙古饺子和其他食品外，哪儿也没去。晚上的天气预报说，乌兰巴托少云，今天夜间，零下23至零下25度，明天白天零下13至零下15度。看来明天仍然挺冷的。
蒙古国的“汉语热”
今天是3月12日，星期日。本来约好上午10时在我的宿舍见一位乌兰巴托市政府的公务员和她的女儿。可是，一直等到了12时，我已经开始吃午饭了，她们才来。她的女儿想以国家公派的方式去中国留学，自己用蒙文起草了一个自我介绍和学习计划。看了她的自我介绍、学习计划以及有关证书以后，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自身条件确实不错：母语是蒙古语；从小开始在俄罗斯人开办的俄语学校学习，俄语不错；后来又开始学习英语，曾经获得过乌兰巴托中学生英语奥林匹克比赛第五名；自从跟着父母去了一趟北京，看到北京的发展后，便对中国产生了好感，想去中国学中医，将来回国开一个私人诊所，用所学知识为祖国和人民服务。为了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去年还专门自费去北京的一所名为“Universe” 的培训中心学习汉语，直至几天前才返回乌兰巴托。现在，她已经能够用汉语进行日常会话和简单阅读了。⑧
考虑到上述原因，再加上北京朋友的推荐和委托，我答应帮助把她的自我介绍和留学计划译成中文，但是明确告诉她帮不上其他忙，能否考上要取决于她自己的考试成绩。因为想考公派留学中国的蒙古国学生太多了，我不能信口胡说。
还有蒙古国的其他朋友也想把自己的孩子以国家公派的方式送往我国学习，有人还曾经托我帮助说情。对此我很为难，据说近几年参加报考的学生人数一直增长很快。可是录取名额有限，能否考上主要取决于考生的成绩。我又不是主考官和有决定权的人，怎么敢瞎许诺呢？
国家富强了，想来求学和工作的人员自然会增多。蒙古国日益加温的“汉语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前天下午途径蒙古国教育大学的南门时，看到挂有一块“汉语ＨＳＫ培训中心”的牌子，加上在乌兰巴托的许多商店里都能看到中国人和中国货，这都说明了中蒙两国经济文化交往的密切。“ＨＳＫ”是“汉语水平考试”三个词的汉语拼音字母拼式的缩写，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块类似“托福”英语水平考试的金字招牌。
下午去了一趟乌兰巴托市区里蔬菜、肉、鱼和调料最丰富的农贸市场——达来额吉市场。 在那里，我不仅看到了蒙古国产的淡水鱼，还看到从中国进口的海虾和带鱼，甚至还有虾米皮。我先买了2条最著名的蒙古库斯古尔湖白鱼，又买了一包中国的虾米皮，听说虾米皮可以补钙。
在达来额吉市场里，基本上是北京有的东西这里几乎都有，只不过是价钱比北京贵二三倍。难怪我临行前向在蒙古国工作的朋友们打听需要带什么食品时，他们都说不用带，带钱就行了。因为人民币在蒙古国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而且近几年来，人民币与蒙币的比价一直在上涨。
晚上，我正在准备做晚饭时，“班长”格日勒扎布先生走了进来对我说：“姚老师，甭做了。我做了点莜面卷，想请您、斯勤毕力格和老额一起过去吃。”
莜面卷是内蒙古和山西北部的特色食品。斯勤毕力格和老额（额尔和姆巴亚尔）都是从呼和浩特市来的中国进修生，他们比我早来半年。格日勒扎布先生用自己亲手做的家乡饭来招待我们，说明了他的一片真情实意。
我本人的肠胃不太好，在吃饭上很少同他人合伙。在北京，也不愿意去餐馆吃饭。可是，对于格先生的盛情邀请，我不能拒绝，恭敬不如从命。于是，我带上了一瓶匈牙利葡萄酒，与斯勤毕力格和老额一起，享用了格日勒扎布先生亲手做的莜面卷，味道果然不错。
我在大学读书时，曾经听到一位来自新疆的同学说过这样一句哈萨克谚语：“一匹马离开了马群，不会给马群带来多大的损失。可是，它自己却面临被狼吃掉的危险。”人也是群居动物，团结才能生存和发展。一个人要是太孤僻，不合群，就不会有朋友了。
学无止境
今天是3月13日。上午在家看书，准备下午拟向老师请教的问题。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听策伦丕勒教授为我单独开设的蒙古语语法课，我得好好准备一下。看书累了，11时许，我出去散散步，顺便买了点食品，发现果然比昨天暖和多了。马路上的积雪已经开始融化，道路显得很泥泞。与留学生宿舍的值班员聊天时，她也说春天的天气就像大姑娘的脸—说变就变。
我已经提前得知蒙古语语言文化学院蒙古语教研室今天下午16时召开教研室会。所以我与教研室主任萨仁图雅老师约好了开会前与他们教研室的老师们打个照面，相互认识一下，同时合影留个纪念。
我按约定的时间15时45分来到了蒙古语教研室，当时教研室内只有44个人，都在看电视直播的日本相扑比赛。我一边和苏布达老师聊天，一边等候其他老师的的到来。
从蒙古国老师的评论中得知，当时出场的蒙古国选手叫巴特巴雅尔（日文名字“朝青龙” ），他的块头虽然没有对手日本选手高大，但是动作和技巧显然胜过对手一筹。因为蒙古国人从小就开始练摔跤，他们把摔跤的技巧用到了相扑中，使日本选手防不胜防。巴特巴雅尔在蒙古国时就是一名摔跤高手。去日本以后，几经拼搏，获得了日本相扑的金刚级选手称号，也就是相扑等级的最高级称号。
专门从事日本相扑运动中的蒙古国选手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据说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进入了日本相扑运动的较高级别，为蒙古人争得了荣誉和金钱，成为蒙古国人的新骄傲。所以，蒙古国电视里经常直播日本的相扑比赛，蒙古国人几乎不分男女老幼，都像喜欢看摔跤一样地爱看相扑比赛。蒙古语教研室在国内工作的教员总共有11名。教研室主任萨仁图雅老师几天前告诉我，他们定于今天下午16时开教研室会。如果我想与他们教研室的老师们见面相识，可以提前一刻钟来到他们教研室。可是，现在时间都已经16时半了，还有两个人没有来到。萨仁图雅老师说不等了。于是，就请邻屋的一个年轻人用我的数码相机给我们照了几张合影照片。
从蒙古语教研室出来，离我与策伦丕勒教授约定的上课时间还早。我盘算着到哪找个地方看书，想来想去，还是沙格达尔苏伦教授的办公室最好。正要用手机给沙教授拨号时，恰巧吴都·巴克曼博士从我身边走过，取得了他的同意后，我跑到了他们的办公室去看书。
没看多久，沙格达尔苏伦教授和乔伊玛教授先后走了进来。见我在这里看书，有点诧异。我解释说，18时开始上课，没有地方看书，所以借贵方一块宝地看看书。很难赶上机会跟我敬佩的3位德学双优的学者在他们的办公室同时相遇，于是我赶紧请人帮助照了一张合影照片。
晚上18时，策伦丕勒教授为我单独开设的蒙古语语法课准时开始。⑨
我俩找了一间教室坐下，策伦丕勒教授非常认真地开始上课。我本来想提一些学习他那本《蒙古语语法》过程中产生的疑问。可是，没等我开口，他就跟我要了几张纸，在纸上一边写要点、一边画草图地介绍蒙古语文字改革的历史、现状和趋势，还介绍了蒙古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流派、成果和争议，同时还说了他对这些成果的看法以及国际语言学研究的新理论和蒙古国学者运用这些理论研究蒙古语所获得的成就。策伦丕勒教授对语言学理论问题讲得很专业，时不时地插入几个英文单词。说实话，我以前对语言学的理论学习不够深入，对策伦丕勒教授的学术介绍，还得学习和消化一段时间。不过，他的介绍确实给了我不少的启发和新的信息。
按照蒙古国国立大学的规定，蒙古国老师给外国进修生单独上课，一次两个小时的课只上一个半小时即可。可是，策伦丕勒教授硬是一口气给我讲了两个小时，其间连一口水都没有喝。不知道策教授自己饿不饿，但是我确实是又渴又饿了。为了方便老师休息和讲授，我把请策教授下次上课的地点改到了我的宿舍。这样我就可以用茶水甚至晚饭招待老师，这样我俩都不至于这样又饿又累。
自从我从1984年调回北大教书，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重新当起了学生，的确是学无止境啊！
古老佛寺的现代喇嘛
今天是3月14日，星期二。早晨6时，我准时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这几天，我一直忙着帮朋友的孩子翻译中文材料。快到11时了，还有两页材料没译完。我的眼睛有些发酸，腰也开始难受了。于是决定关上电脑，出去散步。
我来到了我们宿舍对面的岱希乔林寺。岱希乔林寺，又称“准呼热”，这两个名称乌兰巴托人都用。
1989年秋天，我第一次在蒙古国国立大学进修时，这个地方被称作“老杂技团”。因为乌兰巴托的杂技团和其他文艺团体常常在此演出。现在，当年“老杂技团”蒙古包式建筑还在，不过名称已经改成了J·拉德纳巴扎尔杂技学院。这次又回到了17年前住过的留学生宿舍，发现周围环境变化了不少，不仅增加了许多房屋建筑，而且“老杂技团”的附近也增加了不少建筑，岱希乔林寺只是其中之一。从岱希乔林寺正门的牌匾来看，该寺于1990年7月6日恢复开放。
与北京的雍和宫相比，这个佛寺的规模和占地面积很小。但是在乌兰巴托，它却是仅次于甘丹寺的第二大佛寺。寺院内有三个大的蒙古包式建筑，它们的用途分别是：佛学院、经堂（类似我国内地佛寺的大雄宝殿）和图书馆。一处佛塔式建筑，里面有许多经轮，供信徒们转经使用。还有两顶很大的蒙古包，其中的一个是“韩蒙佛教文化发展基金会蒙古分会”，另一个是韩国的佛寺—“高丽寺”（门上的韩文牌匾用字如此）。从高丽寺门前的工作时间表来看，他们除了从事佛事活动以外，还教授韩国语。此外，还有几间佛教用品商店和其他建筑。
因为不敢贸然乱闯，我在寺院内一边散步，一边观察寺院内的景物。只见有几个信徒在那个佛塔式建筑内，一边转动经轮，一边祈祷。一群鸽子在附近不慌不忙地觅食。一些老人坐在寺院的长椅上悠闲地晒着太阳。春意盎然，和煦的阳光晒到身上，真是舒服极了。
我看见有2个年轻的喇嘛坐在一个长椅上交谈，便朝他们走了过去。按照蒙古国人的习俗，我向他们主动问候之后，便和他俩聊了起来。从闲聊中得知，岱希乔林寺现有喇嘛150多名。在乌兰巴托，是仅次于甘丹寺的第二大佛寺。年轻的喇嘛们除了参加佛事活动之外，还学习文化，开设的课程有：传统蒙古文、哲学等。
看来要想了解岱希乔林寺的全面情况，没有一份该寺的文字介绍是不行的。在附近的旅游纪念品商店没有买到。通过向寺里的喇嘛打听，找到了存有该寺文字介绍的房间。我进屋一看，除了2个喇嘛之外，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蒙古国女子。她正和一个喇嘛在计算机前查找些什么。我向他们问候之后，询问有无该寺的文字介绍。那个在计算机前查找东西的喇嘛一边让我稍等，一边继续他们的工作。等了大约十来分钟，那位喇嘛才结束了他的工作，一边用怀疑的目光问我来自何方，一边问我要该寺介绍做什么。
我告诉喇嘛，我来自中国的北京大学，在那里教授你们的语言和文字，向您购买介绍贵寺产品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和宣传贵寺。那位喇嘛一听，马上换了一副面孔，同我高兴地交谈起来。
交谈中得知，此人叫阿拉坦呼，曾经去过中国，还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过一年。他的一位中国师父是辽宁省阜新市的蒙古族。他向我提问的事情很细，包括原籍在哪儿、有无蒙古族血统、在哪儿学的蒙古语等等。后来关系近乎了，他不仅免费给了我一份该寺的文字介绍，还送了我一本蒙文版的《蒙古国佛教简史》、一支圆珠笔和一个俄文的小记事本。他还对我说，如果我8月份仍在乌兰巴托的话，一定要来看他们寺的查姆法舞（一种藏传佛教的佛事法舞，老北京人把它叫做“跳布扎”），他们寺的查姆法舞风格别具一格。
因为事先没有准备，我没法送他礼品，只好送给他一张名片，并且邀请他方便时去我房间做客，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同蒙古国人打交道就是如此，彼此熟悉了，许多事情可以免费办理。如果彼此不了解，你付费也未必都能得到满意的服务。当然了，彼此沟通的语言工具最好是蒙古语。
下午16时20分，我按事先约好的时间，在蒙古国国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类似我国有些高等院校的人文学院）民族学教研室见到了我的民族学老师格·策仁韩德教授。她的年纪估计有六十几岁，是蒙古国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员，在蒙古国国立大学兼课 。这个兼课的课时甚至比我们北京大学不少教授的正式课时都多。在我认识的学者朋友中，有好几位都在蒙古国国立大学兼课。在蒙古国科学院和一些政府机关工作的学者，都可以公开在大学兼课。这一点同我国可能不太相同。
我和策仁韩德教授相识于2005年在呼和浩特举办的中国国际蒙古学研讨会期间，并且在瞻仰成吉思汗陵时还同她一起照过相。今天见面时，我特意把照片给她带了过去，还把更多的照片拷到了民族学教研室的电脑里，对此她很高兴。
在从民族学教研室回来的途中，我又去了一趟岱希乔林寺，因为上午看得不够仔细。仔细观看信徒们在经轮上粘贴的纸条，才发现纸条的内容大体一样：上面或者只是用蒙文书写了藏传佛教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或者同时写上了对父母或者其他亲人的祝福。看来蒙古国人来佛寺转经的目的就是企求佛祖的保佑。看来我应该在经纶贴上一张这样的纸条，再用蒙古文或者汉文写上：南无阿弥陀佛，祝家乡老母亲和我的所有亲人平安无事！
离开岱希乔林寺时，已经是下午17时了。只见有几个年轻的喇嘛钻进了自己的小轿车，开车离开了该寺。由此看来，一些喇嘛可能住在寺外。 时代不同了，喇嘛的生活也与过去不同了。
蒙中友协秘书长来访
今天是3月15日，上午一直在宿舍里忙于看书写东西。10时左右，蒙古国国立大学外事处的奥云扎尔嘎勒打来电话说，移民局要把我的签证改为学生签证，不能保持原先办理的一年期多次往返签证，让我准备好照片、20美元和22000图格里克，于12时之前到她的办公室。然后她带我去移民局办理为期6个月的居留证。
3月3日那天，因为签证和居留证问题，闹得我很郁闷。事后不久，我和使馆领事部的熟人聊天时提及此事，他们答应帮忙。为了能使自己在蒙古国这半年期间往来方便一些，我把护照和相关材料交给了他们，委托他们帮助办理。所以，今天奥云扎尔嘎勒再次提及此事时，我真怕事情节外生枝，落个鸡飞蛋打的结果。
经过多方面努力，到了移民局以后，虽然他们把我的签证改成了学生签证，但是只同意我在6个月的居留证有效期内自由往返。这样，等于把我原先办理的一年期的多次往返签证改成了半年期的多次往返签证。尽管这个结果使我多花了1000多元人民币，但是，却使我恢复了6个月限期的往来自由。
下午17时，蒙古国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其米德策耶先生来我的宿舍看我。我们是老朋友了，相识于1987年他在北京进修期间。 其米德策耶先生在担任蒙古国广播电台华语日语编辑部主任期间，我还利用在乌兰巴托进修的机会帮助他修改过广播稿。
其米德策耶先生为人忠厚老实，办事认真，工作勤奋，是我最要好、最信赖的蒙古朋友之一。他在蒙古国中国友好协会工作了十几年，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翻译和撰写了不少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文章和名著，受到了同行的好评。
2004年，其米德策耶先生翻译出版的孔子的《论语》曾经是蒙古国最畅销书之一；2005年，其米德策耶先生翻译出版的《孙子兵法》获得了蒙古国最高文学奖—金羽毛奖。因为为人正派、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其米德策耶最近再次被聘请为蒙古国通讯社所属的“蒙古国消息报”主编。
我和其米德策耶先生上一次见面的时间是2004年8月，当时我陪国内的一些历史学家来蒙古国考察。一年半以后，今天在我宿舍相见，我发现其米德策耶先生消瘦了不少，但是我又不好直接追问原因。我们交谈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其米德策耶先生为了攻读一个副博士学位，闭门谢客，在家读书写论文，身体透支不小。其米德策耶先生比我年小几岁，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为了一个学位，宁愿牺牲健康。
其米德策耶先生为了蒙中友好事业作了那么多的工作，现在已经年过半百了，还得拼着命去读博士学位 。想到这些，我有些伤感。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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