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无边
-- 张敞
一
八个世纪以前，这个民族骑在刚刚驯服的烈马背上，出现在蒙古高原，驱赶着同样驯化不久的牛羊，悠悠地追逐着水草。北方吹来的西伯利亚寒风掠动他们兽皮帽上的绒毛，刨削着他们宽阔的脸庞，他们浑然不觉，默默把眼光投向远方。远方，除了无边白草，就剩下漫漫苍穹，笼罩着他们南北东西。无边无际的草原和无边无际的天空把生命变成了草黄草青的重重复复，年复一年，他们以听命于自然的生存方式在中国北方辗转流动，无声无息。
南面渐渐知道了这个民族的存在，汉族的史书上出现了“萌古”，“蒙古”的字样。古蒙语里，这个词的含义是“质朴、无力”。
但是，公元一二二零年前后，这股在蒙古草原上缓缓流淌的游牧群落却蓦然转化为一股骇人的风暴，瞬间席卷了亚欧大陆，这个民族体内近乎原始的生命力猛烈暴发，象一股熔岩从高原上四下奔流，向东淌到日本海，向南扑溅到爪哇，向西烧沸了多瑙河，往北消失在茫茫西伯利亚荒原。所到之处，山河顿改，亚欧大陆的古老文明一时之间被烧灼得疤痕斑斑。
他们击溃了契丹人、西夏人、维吾尔人、汉人、波斯人、巴格达人、印度人、莫斯科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德意志人，他们焚掠了布哈拉、巴尔赫、基辅、大马士革、萨革勒布，他们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广阔的国家，在这个帝国里，大陆上原来互不通音信的民族首次知道了对方的存在，意大利人出现在北京，维吾尔人在欧洲为蒙古人管理税收。马可波罗这样写道：蒙古帝国的主人是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到现在，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他拥有的臣民最多，土地最广阔，财富最充裕。蒙古帝国的光芒瞬间刺痛了后世史家的眼睛。然而，就象这一切的到来来势凶猛，他们的退却也出人意料。不过一个多世纪，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征服者已被他们的臣民们同化殆尽，消泯无迹，只有那些留在草原上的人还保留着纯正的蒙古血统。在欧洲，他们被称作喀尔梅克，慢慢被沙皇征服；在亚洲，他们接受了喇嘛教，继续着祖先缓慢沉寂的游牧生活，从此湮没无闻。
从眼花缭乱的动荡到平息，这个过程迅速得象一场梦。只是在尘埃落定之后，人们才开始探寻风暴是如何刮起的，开始追问这个过程的前因后果。帝国的崩溃容易解释，其原因显然是由于它的过于庞大，就象失去浮力的鲸鱼会因为不能承受自身的重量而死，过于辽阔的疆域使帝国的长期统一难于成为可能。但是帝国的出现却让全亚欧大陆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仅仅是因为蒙古铁骑的骠悍吗？这些骑兵的勇猛确实令人畏惧。当蒙古人的兵锋扫过欧洲东部时，遥远的伦敦附近，马修－帕里斯修士在其编年史中这样记述道：象成群的蝗虫扑向地面，他们彻底地劫掠了欧洲东部，焚烧和屠杀使这里变成一片废墟。他们酷爱喝血，撕吞人肉狗肉；身穿牛皮，手持铁盾；他们身材矮胖，体格健壮，不屈不挠，战无不胜。他们没有人类的法律，不懂得任何安慰，比狮子熊罴还要凶猛。
但是除了勇猛，他们似乎一无所有。而蒙古铁骑加在一起也不过十二万。亚历山大和秦汉帝国开始征服之时，背后是光辉盛大的希腊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强大支撑，而他们却没有文字，没有伟大的思想家，没有成型的国家制度，他们对草原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历史上的蛮族入侵，不过是一番对周围的大肆劫掠而已，而他们却一无止境地不断前进。他们面对的，是曾经把地中海变成穆斯林湖的阿拉伯文化，这种文化拥有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伟大的科学家比鲁尼，拥有《一千零一夜》和阿拉伯数字；是已有四千年光辉纪录的中国文明，截止到宋朝甚至几百年后的明朝，这一文明依然领先于世界，源源不断地向世界传播着她的光辉和热量；是继承伟大的罗马文明遗产的欧洲民族君主国，它们发动了有名的十字军东征。它们都有着成熟的社会组织和国家制度，有着众多的人口和财富，有着数不清的智者和哲人，可它们却全败在无知无识的蒙古人手下。
而蒙古人的胜利似乎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无知，和这个马上民族豪迈阔大的天性和天真未凿的纯朴。
最初使蒙古岩浆从草原向四面八方流淌的，是在各部落的统一战争完成后，沸腾起来的热血难以冷却，胯下的战马难以止住奔腾。刚刚完成的统一使蒙古人体内的原始生命力猛然暴发，他们浑沌初开，朝气蓬勃，精力四溢。他们崇尚的只是力量和勇气，从刚刚过去的经历中，他们得到这样的真理：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力量就是生存和获得的理由，力量就是美，力量就是善。弱小的理所当然要被强大者吞没，在有路的地方，马蹄就应该向前奔驰。他们在征服中体会到生命力喷薄而出横行无碍的痛快，所以他们把征服当作自己的使命，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都应该向蒙古铁蹄低头，这就是他们的信条。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念头导致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的诞生，而这几乎是一个无意识的结果，蒙古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最大或最小之类的意义，在他们的历史里，没有用来作纵向这种比较的坐标，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征服对世界来说很难判断首先是伟大还是灾难。可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打上了蒙古人豪迈阔大，心胸无碍的烙印；或者说，只有这样一个天真未凿，毫无顾忌的民族才能完成这样的事业。即使是破坏和毁灭，也不象历次的征服者那样偏狭阴狠，或者遮遮掩掩。在每次进攻一个国家或城市之前，他们先要郑重其事地发出警告：“如果你们不屈服，不投降，我们怎么知道如何呢？古老的天神，他知道。”这种警告以反诘和问而不答作为形式，这种似乎巧黠矜持的句式，却给人一种特殊的坦率诚恳和无可奈何的感觉，这是多么奇怪！是的，弱的应该屈服于强的，如果你们不这样做，那等待你们的还能有什么呢，只能是毁灭。一位中国道士旅经刚刚被屠掠的巴尔赫，他写道：我们经过伟大的城市巴尔赫，这里的居民不久之前因反抗成吉思汗而被屠杀，不过在街上，我们仍能听到狗叫声。
一种斩钉截铁的残酷，也是一种坦坦荡荡的凶恶。
在这种无知无畏的原始力量面前，文明显得软弱无力。这时的中国文明已经进入烂熟期，11－12世纪，宋朝的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人口也相应增长，即使北部山河沦陷于金人之手，南面的江山依然秀丽。人们沉醉于弹词评话，歌楼瓦肆，商业发达，文教广被，精美的瓷器象纸一样薄，象玻璃一样透明，巧夺天工的刺绣精妙绝伦。人们都变得更加聪明，他们不仅从历代先哲的教导那里得到教益，而且在日益拥挤的人群中变得更加乖巧，更有韬略，更善于保护自己。
可是聪明在无知面前竟一败涂地。蒙古人征服南宋的基础是在故金土地上任命的几十个汉人世侯，他们相互割据，却都听命于蒙古。其中的一位名叫李檀，颇有恢复壮志。就是他写下了过这样的词句：“凭谁驱扫，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太平时相近也，稳稳百年燕赵。”他暗中积蓄力量，联合南宋和其它世侯，起兵抗元。他以为自己会一呼百应，其它人和南宋大军会集合在他的帐下，把蒙古人驱回沙漠。孰料起兵之后，其它世侯左右观望，按兵不动，看到他终难成事，又随蒙军一起来扑向他自己。而南宋也对他不信任，空封了他一大堆显赫的官职，在他被蒙军围困的时候却不派一兵一卒，坐视了他的灭亡。
接着就到了一二六八年，蒙古大军围攻襄阳。这是元军和南宋的对抗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役。南宋将军吕文焕率重兵驻守。在元军的凶猛攻势下宋军难于抵挡，急忙向朝廷求援。这时侯南宋朝廷的权力中枢宰相贾似道却另有打算，他表面上上书请求亲临前线，暗地里却让亲信上表挽留。朝臣建议派高达出援，而吕文焕与高达有积怨，听说高达要来，立刻假奏大捷，使朝廷停止增援。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襄阳的陷落。以人口兵力军事经验而论，南宋至少不逊于蒙古，最终的失败，是由于宋朝的官兵们有超出同仇敌忾之上的生存智慧，他们牵挂的太多了，考虑得太周密了。而蒙古兵只是知道战士应该勇往直前而已。
野蛮常常能战胜文明，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是简单最终战胜复杂，直道战胜机巧，只是人们看不到而已。历史却不会原谅人们的记忆力，在以后，同样的故事还在重演。
不知不觉间，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在蒙古铁蹄底下诞生了。换了任何一位来自中国，来自欧洲或来自中东的国王，面对这样一个猎物，都会在其庞大的体积面前感到畏惧，会为如何处置这一史无前例的战利品而不知所措。这个国家覆盖了这么多的人口，他们种族肤色语言各不相同，生活起居的风俗习惯各不相同，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积累了那么深奥的知识，蕴藏了那么灿烂的才华。而蒙古人却根本不知道他们应该害怕，不知道他们面临的任务的多么伟大艰巨。他们只是按自以为顺理成章的方式简简单单地发号施令，宽怀大量地利用这些聪明人的才智。蒙古贵族不懂经商，但他们知道穆斯林商人善于使钱生息，就把掠获的银子交由他们去经营，只要求他们回报利息。大汗们对这些商人待遇十分优渥，窝阔台这样说：“来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个斡脱（商人），我知道他们各打算盘，各有所谋。但我希望我们能使他们个个称心如意，分享我们的财富。”他们建立驿站，任命官吏，征收赋税，帝国的机器居然也象模象样地转动起来，整个亚欧大陆在蒙古人的统治下获得了近百年的和平安定，使得亚欧间的自由贸易和交往成为可能，使文明更广泛的交流成为可能，对人类的这种贡献是蒙古征服者本是无意识的副产品，现在却作为这一历史激变的最明显痕迹留在人类史上。
就是这架前所未有的国家机器，也有着蒙古式的粗豪外貌。请看元朝的一道刻在寺院石碑上的圣旨：“长生天帝力里，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识蛮每：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什么差发休着者，与咱每告天祈福者么道。——这的每庙宇房院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商税地税休与者。但属他们的水土、园林、碾磨、铺席，不拣甚么他们的，休倚气力夺要者。——”这是一段用当时流行的体例写就的圣旨，读起来很不顺当，需要解释一番。和尚人人都懂，也里可温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指的是基督教士。先生是蒙古人对道士的称呼，达识蛮则指伊斯兰教师。“每”相当于“们”。这段话的意思是：各种教派的僧侣们，别管你们念的是什么经，只要是能替咱们告天祝寿的，你们只管念吧！你们的房院田地，别人不许随便占有，你
们的财产，别人不许靠力气强拿。这种大大咧咧稚嫩随便的文字，就是堂堂的朝廷圣旨，每一个字里都透露着宽阔朴拙的草原气息，和以前的那种堂皇典雅的皇王圣旨风韵迥别。在以前的国度里不共戴天的各大教派，在这里却一体包容，一视同仁，大汗们才不在乎你们中的是是非非呢！那些坚守真理，舍命捍卫自己经书的每一个标点的信徒们，在这样的圣旨前，不知是感到欣喜呢还是无奈？
粗豪阔大的另一面是简单粗放，蒙古人使用弓马远比使用头脑更得心应手。也许是因为知识来自被征服者，使蒙古贵族瞧不起所有的书本；或者既然有人为帝国供献他们的聪明就用不着大汗们自己费神，总之，蒙古人中出现了伟大的政治家，杰出的军事家，却没有出现有份量的学者。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典籍罗列在他们面前，从中国的藏书楼到欧洲的羊皮经卷到巴格达那座有名的图书馆，瑰玮绮丽，熠熠含光，他们却不感兴趣。他们热衷于享用各民族的声色犬马精食美器胜于享用他们的深厚积累的精神财富。征服为他们提供了最慷慨难得的机会，他们视而不见；他们因此也就不能食髓知味。最后他们几乎是空着手回到草原。
但是这一伟大的征服，却恰给了当时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革命的西方文明以发展的有力契机。蒙古人统治下没有边际的和平，极大地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使他们眼中的世界从地中海沿岸扩展到日本海和印度洋，激起了他们对地中海以外的世界的好奇心和商业野心。中国文明在此期间大批传播，火药，丝绸，机械，炼铁高炉，印刷技术主要在此时传入欧洲，欧洲人充分抓住了这一机会，发展自己的技术。而马可波罗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欧洲探险家，在后来穆斯林封锁了陆上通道之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这导致了美洲大陆和好望角的发现，从而开始了欧洲新文明的腾飞。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文明在这一巨变面前的反应。应该说，这一巨变也同样为中国文化的更新发展带来了机会。大批的穆斯林和传教士来到中国各地，他们带来了另一种文字和另一种对世界的解释，也带来了许多新奇灵巧的物件和希奇古怪的说法；在此期间，莫斯科、大不里士和诺夫哥罗德都有中国商人居住，他们亲身体验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有资料记载，中国官员曾陪同成吉思汗出征视察，从欧亚大陆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但是却没有一个中国人写下类似马可波罗行记那样引起哄动的作品，中国的好奇心在此时已经退化了。中国文化以其固有的优越感及惰性对这一切新的刺激无动于衷。它只是以嘲讥的眼光淡淡地扫视一下，皱皱眉头，又重新埋头于对自身的关注之中。蒙古人退却以后在中国人的记忆里仅仅留下了仇恨，而没有得到丝毫启发和益处。
中国和西方的优势互换在此时即伏下契机。
现在，蒙古人的后代依然循着他们八个世纪以前的足迹放牧，黧黑的脸庞和挥鞭的姿势和他们的祖先那么地酷似。蒙古人依然善饮豪放，热情好客，进了蒙古包，如果不喝醉，就会被视为对主人的污辱；依然阔大诚厚，不会斤斤计较；依然崇尚勇敢和力量，不过更多的是表现在那达慕大会的摔跤赛马场上。但是他们的眼神纯朴沉静，消去了当年的犷野之气，记忆中早已不再有几百年前的滚滚兵尘、汇流的血水、哈里发的黄金。从他们淳朴诚厚的脸上，你绝不会联想到《蒙古秘史》中描写的那种蒙古勇士：
铜铸的额颅
凿子似的嘴
锥子似的舌
铁的心
他们以环刀作鞭
顶风冒雪而行
在厮杀的日子里
他们噬食人
在战斗的日子里
他们挣脱了铁索
自由自在地来了
欢天喜地
嘴里流着唾液
现在，在草原的静默中，牧人依然在思考草为什么青了又黄了，人为什么生了又死了。蓦然，高亢悠扬的蒙古长调盘旋在高远的天空，白云转为暗青，蓝天转为苍黄，每一尖细草都为这沉思的歌声而战抖。
蒙古无边。
二
心头藏着一个奢侈的愿望：有一天，去草原，不是作为一个以照相机为武装的游客，而是住进蒙古包，穿上蒙古袍，白天和牧人们一道骑马放牧，挤奶打草，晚上在草原上升起一堆篝火，听男人和姑娘们唱歌，那种古老的长调，看他们在月光下跳安代。
对草原的向往最早萌芽自小学课本上那篇老舍的《内蒙访古》，那篇短文里的几行草原风光描写，在我那正蓬勃发育的大脑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蓝天碧草白云，天高地远，阳光灿烂，这一切不能仅只用“风景”二字来概括，准确地说，应该是一种境界。
而知道自己是蒙古族，是在那之后。
从小生长在汉族孩子中间，没有民族概念，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和周围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只是有一天，学校需要填什么表，我把表带回了家，问母亲民族一栏怎么填，母亲说填蒙古族三个字。当时也没怎么在意，以为大家都应该这么填吧。不料第二天交表的时候，我发现别的同学填的都是“汉族”，我惊讶不已，原来我和他们不是一个民族！
我为这一崭新的发现兴奋不已。我与众不同！这是多么良好的感觉！同学们都用一种羡慕甚至崇拜的眼光看着我，看得出来，他们多么希望自己也是一个少数民族，而不是普普通通的汉族，可惜他们不能够。在这么多小朋友里，只有我一个和那些在大草原上骑马的人们是一个民族，这让一个小学生我是多么骄傲啊！这就是一个小学生我在认识了自己的族属之后的全部心理反应。当时就觉得，蒙古两个字，
是多么特殊，多么神秘，又多么可爱！草原在我的眼里更加美丽了，因为那与我有关。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对有关这个民族的深层次的东西产生兴趣，对自己的家族和老家起了探究的好奇。我想通过这种探究来分别自己身上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并看看这些不同本身到底有无价值。
可是探究的结果让我十分失望。
我老家是辽宁建昌县二道湾子蒙古族自治乡，此地与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相近，我的家族和喀拉沁蒙古尚保持亲戚关系，不过年代久远，很少走动了。随着年龄增长，每次回老家，我都留意搜寻家乡的民族特点，不过几乎没有任何收获：我的老乡们已经完完全全汉化了。他们的生活起居、风俗习惯和周围的汉人毫无二致。他们住的是辽西那种千篇一律的缓坡顶平房，和汉人一们下地劳作，春种秋收。
过年他们包豆包，吃饺子，放鞭炮，迎财神，而不是象介绍蒙古风俗的书上说的那样供火主，吃粘饭，祭上天，献德吉。结婚随彩礼，闹洞房，白事吹鼓乐，扎纸人，典礼如仪，中规中矩，一点也没有特色。就连民间传说——一个民族的童话——也全都是那种广泛流传在中国北方的奸傻兄弟分家之类的经典作品。这真让我大失所望，也自觉愧对那些用羡慕的眼光看我的同学。
历史唯一留存的证据是由于族人是本地的先民，所以他们在辽西丘陵的愁苦皱纹中寻了一块水土平坦的六股河谷地，而后迁入的汉民只好落脚于贫瘠的山头岭脚。相对于周围勤苦节俭几乎到极限的汉人，老乡们的日子显得粗疏懒散，他们对汉人的勤俭衷心佩服，自己也常常自已总结：“老蒙古到底是懒，要是汉人有这样好地板，早就发家了。”不过对这种节俭，他们也有不以为然的地方，比如汉人请客，小碟子小碗，菜的内容有时也华而不实，就很让老乡们批评。从汉人那作客回来，才发现自己宴客的大方，可见蒙古人阔大粗放的作风毕竟还有一点流风遗韵。
老人的记忆中还有一点踪迹。老人们回忆，就是几年前，还有能说蒙语的，现在当然过世了。解放前这里喇嘛教盛行，几乎家家都有出家的，至今对某户宅院还有大喇嘛家二喇嘛家的叫法。可见风俗的完全消泯不过是近年的事。
不过那毕竟是过去了。我常常自思：作为蒙古族的我，身上已没有任何本民族的标识性特征。民族，对我的意义何在呢？
民族从本质上说应该是一个文化范畴，是生活方式，群体性格，价值取向的一种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已经失落了自己的族属。我身体里流着蒙古人的血，但我的文化脐带却连接在汉文化的母体之上。这两者我同样无法改变。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我又拥有我独特的生命优势。我的生命坐标建立在一个独特的交叉点上，两种不同的民族在我身上得以某种方式的联接。所以我也得以在这一点上对两种文化以特殊视角进行关注。因此，我对蒙古族及其历史特殊关注有两个原因。一是出于对自身的关注。一个从小流落异乡而不自知的人，一旦知道了自己真正的故乡，立刻，会对原来这个脑海中平平常常的地名发生强烈的亲近感，认同
感。这个地方立刻在自己的心里变得不同寻常，似乎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人总有一种追根溯源的心理需要，“我从那里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和现实生存利益似乎并没有太大关系的命题却一有机会就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底，驱使着黑人在二十世纪回到几百年前祖先生活过的非洲大陆寻根，驱使着已不会说汉语的年轻一代华裔回国来看看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驱使着作为人类中一个寻根群体的历史学者们在一个又一个废墟上徘徊不已。知道自己是蒙古族之后，“安代”、“敖包”、“查玛”这些以前阅读时一扫而过的词汇对我产生了新的含义，这些陌生词汇跃过眼底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似乎是很久很久以前遗落的什么东西又回到眼前。这当然是一种心理错觉。另一个原因也许更有意义，那就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好奇。蒙族文化本身是颇有个性因而也颇具魅力的，它单纯质朴而又粗放阔大，和汉文化的复杂深厚精巧老到在某种意义上恰成对比，一个是天高地远，旷放苍茫，一个是田畴纵横，人烟遍地；一个是红白分明，生鲜爽口的生拌，一个是百味混杂，余味深厚的熬煮；一个是做工粗糙，风格纯朴的阴山石雕，一个是乾隆粉彩描金牡丹福寿纹大瓶。在深厚精纯的汉文化的背景下，蒙古文化显现出她的独特美感。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个文化交流史。两种文化的撞击，常常会碰出激越的火花，它们相互启发，相互促进，从对方那里获得自己所缺。在历史上，曾有几次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起到了刺激作用，陈寅恪先生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但是，文化的交锋还有一种常见的结果是相对弱质的文化被强势文化所淹没，这时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弱质一方以强势一方的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表象，同时还保留本身的文化底蕴，比如在中国和日本，中国和朝鲜之间的情况。另一种是一方被另一方完全同化，作无条件投降，比如在我的老家发生的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部分文化碰撞属于最后一种。这是由于汉文化的早熟早慧和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相对落后，使汉文化在东亚长期起着烛照的作用；同时也是由于汉民族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这使得汉文化轻易地不断淹没周围文化。这既是汉文化的光荣也是它的不幸。几千年来，在一次次社会动荡中，汉族的移民浪潮不断涌向四周，把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分割包围。在人数和文化优势的双重作用下，一个又一个异质文化被完全同化了。如今的汉族，实际上是历史上诸多民族的融合体，而随着汉文化圈的扩大，许多有特色的文化生态消失了，它们可能相对孱弱，但很可能蕴含着某种独特可贵的东西。没有对手，没有挑战，没有冲击和抗衡，有的只是不断的扩展，同化，吞没，使中国的主流文化缺少更新发展的机遇，形成了几千年沉滞不变的格局和骄傲自大的心性。这无疑不利于一种文化保持其强健和朝气。黑格尔有一段相当尖刻的评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几千年后，这个古老的文化已经耳不聪目不明，只是依然刚愎自用，因此，当西方文明以炮舰作甲盾袭来时，它根本不能作出任何有效有的反应。
生态保护和物种多样性的意义，几乎已经是一种常识。但文化生态的有意识保护却很少有人呼吁。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一种文明的相对落后应已不再注定它的必然消失，就象一个物种不再因为它不适应人类的扩张而注定应灭亡一样。每一个物种都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赐与，它们可能会蕴藏着人类异日得救的先机；同样，每一种文明都是人类的宝贵遗产，同样不可再生。保留一种文化生态，就为人类文明的发展空间多保留一份可能，为其它文化留下一个启发和动力。
草原的广阔造就了蒙古人开阔的胸怀，碧草白云的纯净陶冶成他们单纯质朴的气质，天高地远的辽阔苍茫铸造了他们的沉毅勇敢，世代的相传为他们的生活涂上一层古老神秘的色彩。他们遥远而神秘的生活中，隐藏着多少历史与生命的启示，他们悠远的歌声中，沉淀着多少世代的感动，战栗，思考和悲欢。我这个失去了故园的孩子，渴望着能到他们那里去寻找那些传说中的消息。
几天前，我翻了翻手边的民族画报，扑面而来是一幅幅高炉和厂房的画面，一笔笔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巨大变化有关各种产值的统计数字，以及文字：“改革开放使内蒙古千里草原深处的广大牧民思想观念进一步解放，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转变。随着绝大多数牧民住进了砖瓦房，现代化交通工具进入了牧民家庭。他们的衣食住行已逐渐和现代社会融为一体。”我想这种一体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可从另一层面却是一种无可弥补的遗憾的和损失。因此，我想，我的梦想实现的要求越来越紧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