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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与人类的心态危机

—杨东平

 

 

    今天我们谈“保卫黄河”,实际上是“学会生存”这样一个主题。中国真正要进入环保时代,就意味着我们要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科学技术、价值观念,进入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有朋友说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他说:“生态危机源于人类的心态危机”。自然界的环境恶化是由于人类的生存方式直接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非常对立,人类对大自然掠夺性的过度开采、索取,造成了今天的环境状况。对于现代中国而言这个问题格外严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虽然中国还有很多人生存在贫困线以下,但更多的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面临的是致富的压力,觉得自己没有一辆车、一幢洋房,就不算“成功人士”,而且渴望一夜暴富。这种观念不仅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有,也蔓延到内地,以及贫困、边远地区,相当多的人心态是失衡的。
    很多人把美国生活方式视为一个目标,在这方面,美国人高消费、高消耗、高污染的生活方式起了一个很坏的导向。统计表明,一个美国人消耗的能源相当于33个中国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不可能推行美国生活方式的理由。中国的人口压力和资源状况不可能追求这样的目标。印度的圣雄甘地说过一句名言:“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我们的祖先曾经总结出非常有效的生活目标,就是“丰衣足食,勤俭持家”。这种生活哲学是中国人在既定的生态环境中产生的一种生存智慧。也许,我们应当确定一个有限的目标,应当有所节制,我们的社会也应当鼓励节俭,而不是去刺激每个人积累更多的财富、享受更高的消费、占用更多的资源。过去我们一直说,中国以世界上70%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很了不起的贡献。我们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在急剧减少和恶化,而人口仍在不断增长。如果我们能够继续实现中国人“丰衣足食”的理想,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是一个非常高的发展目标。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环境科学家布朗教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他认为在20世纪,国家之间的战争是围绕着石油资源展开的。但在21世纪主要是围绕水资源,这一危机已经开始显现,在中国同样显现了。
    例如黄河断流。造成黄河断流的原因是什么?固然有气温升高,降水量减少等全球生态变化的原因,也有上游植被破坏的历史原因等等;但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黄河上游对黄河水量没有节制地开发利用。当我们把黄河上游变成“塞外江南”的时候,黄河的下游快要变成塞北了。
    仔细想想,我们的日常行为、生活方式有很多是不符合环境伦理的。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环境危害。比如甘草,甘草是最普通、廉价的草药,但由于对它的大量采集,挖地三尺,加剧了西北地区的荒漠化。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生活在长江灾区的人民,当洪水来临的时候都面临“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基本的生态保障,花了很多努力,勤劳致富的成果,就会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整个民族,同样面临着这一选择。如果我们连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都保护不住,我们在沙滩上建设许多大厦究竟有多大意义呢?
    事实上,单纯争取经济增长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大多数国家都被导入了这么一种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从世界银行开始,对各个国家的评价就是一个经济增长指标,就是人均GNP。现在很多人认识到这种对GNP的追求已经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破坏基因。大家在拼命追求GNP的时候,逐渐忘记了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发展建设。一个国家,单纯的GNP说明不了更多的问题,还要看它的生活质量、社会公平、科技水平、文化道德等等。世界银行在研究一种新的评价指标,有人称之为“绿色GNP”。这种新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指标中,包含了三类因素。第一类是传统的人工生产形成的经济增长;第二类是人类资源水平;第三类是自然资源水平。这样就能准确地衡量一个国家实际的状况、可持续发展的程度。按这种新的标准排序,中国1998年排到了世界第162位,中国的财富来源于人力资源的比例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生产的财富也略高于16%的世界平均水平。但中国最低的就是资源指标,仅为3%,世界自然资源平均水平是20%。如果一个国家自然资源储备很低,你发展不了几年,资源就会用完,经济就是不可持续的。
    布朗写过一篇文章,中间有这么一段话:“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人类至今走过的所有道路,对中国都不能适用,中国非得开辟一条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模式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中国如果成功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如果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出代价。”我们曾经对中国有很多的希望,希望未来是中国的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现在看来,我们真正能为人类做出的贡献,就是尽快从传统的现代化模式中突围,开辟我们通向现代化的绿色通道,走出我们的发展困境。


  
(摘自《书摘》2002年第6期杨东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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