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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ing Steppe 专 家 论 文《曾经草原》是公益网站，部分论文有作者授权。如有误请来信赐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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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方新报：http://www.northnews.cn/news/serialis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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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ing Steppe 专 家 论 文《曾经草原》是公益网站，部分论文有作者授权。如有误请来信赐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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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方新报：http://www.northnews.cn/news/serialise/Index.html
（第16-20篇）
巴老师一边给我看他新近翻译的台湾诗人席慕蓉今年3月3日写的一首纪念J·巴达拉先生的诗，一边向我介绍着一些与会的名人。
十点钟到了，蒙古著名作曲家、蒙中友协主席姜参诺日布宣布会议开始，先介绍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其他3位会议组织者，他们是：蒙古科学院语言文学所的L·呼日勒巴特尔教授、蒙古文化艺术大学校长著名作家D·策德布教授和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院长巴德玛道尔吉教授，然后开始了大会主题发言。在主题发言的人物中，我认识的人有4位，他们分别是： L·呼日勒巴特尔教授、蒙古科学院语言文学所所长H·散丕勒敦德布院士、蒙古国国立大学蒙古语言文化学院策·苏赫巴特尔教授和蒙古文化基金会主席门德奥耀先生。这几位先生都是不同名称的蒙古国家级奖励的获得者，可见J·巴达拉先生在蒙古人民中的口碑之好、威望之高。
我因为没有进行过蒙古音乐的专门学习和研究，所以对J·巴达拉先生的作品和生平所知甚少。通过与会代表的发言特别是经过巴扎尔拉格查老师的介绍，使我不仅对J·巴达拉先生有了一点肤浅的了解，而且理解了J·巴达拉先生为什么让蒙古人民如此怀念，这是因为J·巴达拉先生的作品不仅艺术价值极高，而且充满了对家乡和祖国火一般的挚爱！
J·巴达拉先生的一首诗《我挚爱的祖国》被蒙古国人民演员国家奖获得者策·纳姆斯莱扎布谱曲以后，变成了蒙古国人人都会唱的歌曲，其流行和普及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蒙古国国歌。这首歌曲还被刻到了一块很大的石碑上，立在了蒙古国外交部西边的一块专门开辟的场地上。这在蒙古国也是史无前例的。
因为下午有课，我在12时左右不得不离开会场。下午下课以后，我再次专门来到了外交部西边那块刻有J·巴达拉先生作词、策·纳姆斯莱扎布谱曲的《我挚爱的祖国》歌曲石碑旁，瞻仰了这块抒发J·巴达拉先生爱国情怀的歌曲石碑。我这时才看到，在这首歌曲的下方还有一行醒目的大字—— “二十世纪的最流行歌曲”。蒙古人民如此怀念J·巴达拉先生的答案，在此写得一清二楚。
旁听一场申请副博士学位的预答辩
早晨电视台播出的天气预报说：乌兰巴托，多云，白天气温1摄氏度，夜间气温零下8度。预报的白天气温比昨天白天低5摄氏度。
10时30分左右，我离开宿舍，要去国立大学的汉语教研室办点事情，走在路上，看到天空阴沉沉的，还断断续续地飘起了一片片的雪花。
等到13时许，我再次出门时，太阳已经露出笑脸，但是雪花仍然在星星点点地飘着，这是我在蒙古国第一次见到的晴天雪，过去只见过晴天雨。
再等到16时30分许，我搭乘朋友的小车从乌兰巴托大学返回时，寒风不时卷起阵阵沙尘，刮得路上行人不得不掩面躲避。朋友对我说道，乌兰巴托的春天就是如此。春天是最难过的，难怪蒙古国人常说春天的天气说变就变。
因为事先得知我的好朋友、蒙古国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其米德策耶先生今天将进行副博士学位的预答辩。所以，8时许我特意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息，询问答辩的时间和地点，说我将去支持鼓劲。其米德策耶回电话说，预答辩14时在乌兰巴托大学举行，他将在13时30分开车去接策伦索德诺姆先生，让我届时在策先生的办公室等候，然后我们一起前往答辩地点。
我们提前五六分钟来到了乌兰巴托大学。因为答辩委员的成员还大多没有来到，所以我们先到乌兰巴托大学校长S·白格勒赛罕教授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策伦索德诺姆先生、巴扎尔拉格查老师和L·呼日勒巴特尔教授等人看来都是白格勒赛罕校长的老熟人，他们在随便地交谈着，巴扎尔拉格查老师向白校长介绍了我。我同白校长交换了一张名片，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就静静地听他们聊天。
白校长对我说，他们乌兰巴托大学同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往来较多，还说他认识我们教研室的陈岗龙，还问我你们教研室那位撰写了关于策·达姆丁苏伦比较文学研究博士论文的人叫什么名字，论文的题目是什么，等等。对此，我都一一作了回答。看来，北京的蒙古学研究信息会很快传到蒙古。甭说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进入互联网应用日益广泛的“信息高速公路”时期，就是按照蒙古国人的传统习俗，人们见面相互问候以后接着交谈趣闻，信息交换和传播的速度也比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快得多。
预答辩原定14时在乌兰巴托大学三层的会议室进行。我看到用好多桌子围成了长方形的会议桌，桌面上摆上了写有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字的桌签。答辩过程中，我悄悄地数了数，一共有18个桌签，再加上其米德策耶的导师巴扎尔拉格查老师以及会议记录员，应该有20个人参加答辩委员会的工作。
时间已经是1423分了，还有四五位答辩委员会成员没有到会，有的打来电话说还在途中。委员会主席白格勒赛罕校长宣布预答辩开始，同时说，申请今天下午进行预答辩的学生一共有两位，先请审定其米德策耶先生的预答辩资格。坐在白格勒赛罕校长旁边的一位女士宣读完对其米德策耶预答辩资格的审查结果以后，预答辩就真正开始了。
首先，答辩委员会主席先请其米德策耶先生简单介绍了自己的论文提要，其米德策耶先生论文的题目是：论中国古典文学蒙文翻译的传统和技巧。然后，答辩委员会成员对米德策耶的论文进行提问。最后，答辩委员会商量和通过答辩委员会决议并且向其米德策耶先生公布了这个决议。预答辩工作至此结束。
通过旁听其米德策耶先生的预答辩，不仅使我对他的论文内容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而且还目睹了蒙古国进行副博士预答辩的操作程序。对此，我有三点迷惑：一是桌签显示的18个评委中有一二位评委没有来，来者为十七八人，评委的数目比我们北京大学外语学院预答辩的评委人数几乎多出1倍。我们预答辩的评委至少5人，一般不会超过9人，而且预答辩仅仅在博士生里进行；二是答辩者不使用演示文稿和计算机演示设备介绍自己的论文，大部分时间是在宣读论文。这样可能会费时费力又影响效果。在其米德策耶先生介绍论文内容的过程中，答辩委员会主席就两三次提醒其米德策耶先生的介绍再简短些。我认为，其米德策耶先生可能因为没有掌握好时间，论文介绍的收尾有些仓促。三是评委提问以后没有给其米德策耶先生留出准备回答问题的时间。其米德策耶先生是一边记录问题，一边回答。（16）
预答辩结束以后，我看到其米德策耶忙着把装有酬金的信封分发给答辩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如果会议记录员也要送上一份酬金的话，这将近20人的酬金将会有多少呢？使我不得不替其米德策耶担心。
继其米德策耶之后，还有一位年轻人申请了预答辩。我因为还要观看18时在中央文化宫举办的纪念J·巴达拉诞辰80周年的音乐会，所以就悄悄地离开了预答辩现场。
21时许，其米德策耶打来电话，感谢我的关心和支持。我顺便问，向每位评委表示的酬金是多少，其米德策耶犹豫了一下说，每个信封里放5000图格里克，此外还得向乌兰巴托大学交一笔钱（。说实话，向每位评委表示5000图格里克的心意并不算多，但是20来个人下来，恐怕其米德策耶1个月的工资就全没了。
由此看来，在蒙古国要想获得一个副博士学位，不仅要在学术上付出很大的努力，经济上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人要实 火要虚
早晨电视台播出天气预报：乌兰巴托，多云，白天气温5度，夜间气温零下12摄氏度，有沙尘。与昨天的预报气温相比，白天气温升高4度，夜间气温降低4度。不知道是预报的不准呢，还是乌兰巴托的春天就是这样，反正近些日子的气温变化很大。
因为昨天上午外出时，手表上的表把儿被身后疾驶而过的小卧车的反光镜给刮掉了。所以，我早晨醒来，无法看表，只好戴上老花镜，看了一下手机，才知道时间已经6时30分了，于是打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
新的一天刚刚开始，写些什么呢？想起昨天晚上在在中央文化宫观看的纪念J·巴达拉诞辰80周年的音乐会，节目实在是太动人、太精彩了。蒙古国音乐艺术界的一些著名演员认真动情地表演J·巴达拉的歌曲作品，尤其那首《我挚爱的祖国》引起了全场观众的共鸣。
来到蒙古国学习半年，如果连这首歌曲都不会唱，岂不是枉来一趟蒙古国。于是，我先把这首歌词的全文作为附件打到了3月23日日记的后面。准备等图们起床后，请他教我。打完这段歌词的蒙古文全文以后，我觉得还不过瘾，因为还没有听说有人将其译成中文，索性不揣浅陋，试着将其译成了中文。诗歌翻译其实是一种重新创作，尽管自己译得不好，总归表达了我对J·巴达拉的敬意，再说也可以抛砖引玉嘛！
译文基本搞定以后，趁着浴室没人，我赶紧跑去洗了个澡，回到房间以后，图们已经起床了，时间大概是8时。等他洗漱完毕、早茶可能喝得差不多时，我敲门走进他的房间，先是把我给他照的照片存入他的电脑，接着问他可否教我学唱J·巴达拉的《我挚爱的祖国》。图们很痛快地答应了，茶还没有喝完，就开始教我唱歌了。
图们的电脑上也存有这首歌的旧蒙古文歌词，我们一边唱着，一边按照蒙古国流行的唱词，对图们电脑中的旧蒙古文转写进行了个别用词的修改。因为我国蒙古族中通用的传统蒙古文（俗称旧蒙古文）同蒙古国通用的西里尔蒙古文（俗称新蒙古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字，将蒙古国的西里尔蒙古文转写成我国蒙古族通用的旧蒙古文时，难免会出现个别字词的笔误。
照片也存入图们的电脑了，歌也学得差不多了，我忍不住对图们说，我已经将这首歌的蒙古文唱词打进了我的电脑，而且还试着将她译成了中文，想请图们提提意见。图们倒也痛快，连没有喝完的那半碗奶茶也不喝了，随我走进了我的房间。
我的电脑仍然处于工作状态，那篇译文仍然在3月23日日记的附件中，看来是应该告诉图们我早起晚睡、有时候可能影响他休息的原因了。于是，我就向图们如实说明了我打算坚持半年，把自己在蒙古国留学期间的亲眼所见写成日记的想法。图们一听，很感兴趣，也想看看。于是，我就先给他看了我的日记目录，然后让他看了几篇他感兴趣的日记。
图们不仅支持我的想法，而且还对个别地方提出了自己的修改补充意见。看来好人都是这样：你相信别人，别人也会以诚待你。
13时40分，刘丽打来电话说，他们夫妇已经开车出来了，大概5分钟以后到达留学生宿舍。他们每个休息日外出购物，都特意把我拉上，帮助我连买带扛，在生活上给我帮了很大的忙。这也是蒙古国有弟子的好处之一吧！（17）
在车上，我说，刚才正在吃饭，可能让他们久等了。
他们说，他们也搞错了时间，因为从昨夜零时起，蒙古国已经改成了夏时制时间，也就是将表针向前拨动了1个小时。蒙古国从每年3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的零时起改用夏时制。不知何故，今天是星期六，报纸上却登出通知说，让从今天零时起改为夏时制。
乌兰巴托冬时制的时间与北京时间一样，夏时制却比北京早1个小时。蒙古国实行夏时制和冬时制多年，说是为了节约能源，其实作用不大。
16时许，我和张一实、刘丽夫妇满载而归，张一实还直接把我买的东西扛进我的房间。我很高兴，向张一实道谢。张一实说别客气，有事就给他打电话。
因为已经同在蒙古国国立大学任教的李正义约好了今天16时30分—5时之间，我在房间等候他和其他几位在乌兰巴托任教的汉语教师的来访，而现在我房间里连点儿像样的待客食品都没有
。所以，我决定去附近的超市买点儿苹果。我换好了衣服，正要出门，接到了李正义打来的电话说，他们一二分钟之后就到。我急忙迎下楼去，在一楼的走廊里见到了李正义和4位女士迎面走了过来。
我把李正义和4位女士请进了我的房间
。李正义首先把我介绍给了4位女老师，然后又向我依次介绍了她们的姓名和任教学校。她们分别是在乌兰巴托大学任教的张金梅老师、在蒙古国人文大学任教的李智慧老师、在环宇学校任教的周媛媛老师和王景昆老师。
其中，张金梅老师和李智慧老师来蒙古国任教的时间已经快两年了，她们是国家公派的汉语专家。周媛媛老师和王景昆老师是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办公室派来的汉语志愿者教师，她们去年9月份才来蒙古国。周媛媛可能年纪最小
。
可能因为都是从事教师职业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共同关心的话题，轻松自然地聊了起来。交谈中，李正义拿出一个U盘，让我把昨天照的我俩合影照片拷给他一份。我打开电脑，自然暴露了我的名为“2006留学蒙古国”的文件夹，再者说，我同李正义的那次相见恨晚的交流中也曾经给他看了两三篇日记，所以，我索性从写日记谈起，介绍了此次来蒙古国留学的一些见闻和感受。
也可能是我们身份视角相同、容易沟通的缘故，交流之中我说的话较多，不符合我初次交往中应该言谈慎重的观点和做法。对此，我甚至有点儿后悔，因为毕竟是初次相见，彼此还不了解，自己作为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不应该在生人面前这样轻浮。可是，他们却说我的日记写得真实可信，还对我的一些提法表示了认同，难得达成的共识是：朋友之间的交流应该是真心沟通、以诚相见。
因为时间不早了，我又没有条件招待大家吃饭，再加上怕他们回去晚了不安全，所以我就不太客气地劝他们早点儿回家。他们告辞时，我一再道歉，自己的瞎侃可能耽误了大家的宝贵时间，欢迎大家方便时常来做客。
下楼送客时，我一看值班台上方的挂钟，时间为7时15分，正是老伴和女儿全都在家的时间。趁公用电话没人排队，我赶紧给她们打了个电话，进行惯例每周一次的“早请示晚汇报”。女儿接电话时说，我是她妈妈肚子里的蛔虫，老伴则再次对我下令：注意身体，少往外跑……
生我者，爸爸妈妈；最关心我的人，可能是老婆孩子吧！
乌兰巴托的报纸零售
早晨起床后，听见从靠近阳台的门缝中传来呼呼的风声，拉开窗帘一看，马路上和房屋建筑的屋顶上盖着一层薄薄的雪——夜里下雪了。虽然已经是实行夏时制的第二天了，可是乌兰巴托仍然很冷，从近一时期的天气实况来看，大部分时间是冬天，少部分时间是初春，离夏天还早着呢！
我的房间有一个大概是12英寸的彩电，可是却没有遥控器，选台很不方便。为此事，我曾经找过本楼的有关人员，她说得自己花钱去乌兰巴托最大的批发市场那仁图拉去买。听说那个地方小偷成群，我不敢去，而我看的最多的电视节目又大多是MNTV（蒙古国国家电视台）和CCTV1（我国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所以，只好在电视机的选台按钮上“弹钢琴”。
糟糕的是，我的邻居睡眠不好，我8时想看蒙古国的电视新闻和天气预报，常常是既怕影响邻居休息，又急于尽快要找到自己要看的节目，结果是越瘸越丢拐，今天早晨就没有看上乌兰巴托的天气预报。
在北京时，我就曾经把电脑戏称为我的第二夫人，现在就更离不开电脑了。其实，我从来没有在电脑上玩过游戏，主要是把电脑用于工作。比如，准备教学资料、写文章、存照片、收发电子邮件和上网查资料等等。因为在电脑前坐的时间长、我的眼睛又不好，在家时没少受到妻子和女儿的责备。现在可好了，没人管我了，所以我早晨打开电脑后，开始了一些自己该做的和喜欢做的事情，上午的大部分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10时许，我去了一趟附近的超市，主要是想修表，还想买点儿苹果。不少蒙古国人开车，就跟在草原上骑马似的，既快又不让人，前天上午有一辆小轿车从我身后疾驶而过，反光镜碰了我手腕一下，结果把我的表把儿给碰没了。蒙古国人把表把儿称作表的脑袋，幸亏那辆车没有碰到我的脑袋，不然我就没了脑袋或者得去看脑袋了。
到了超市门口的修表摊儿以后，我发现修表人还没有来。我先去买了一袋蒙古国苹果（1公斤990图格里克，折合人民币7元左右；稍微好一点儿的中国苹果，1公斤1500图格里克，折合人民币10.4元左右），出来时见修表人仍然没有来。今天是星期天，不知道她还来不来。我等了一会儿没有结果，只好回去了。
本来已经同一个朋友约好了：他今天11时30分来我宿舍，接我去他家做客。我提前准备好了礼品，可是一直到14时30分，不仅没见他人来，连个电话也没有，我又不好打电话催问，只好耐心地等着。
我吃完午饭后躺在床上休息，因为心里有事，竟然没有睡着。14时30分，我决定再去修表，顺便买几张报纸，了解一下乌兰巴托报纸的种类、价格和销售情况。
因为修表摊和售报摊都在瑙敏超市门口搭建的门厅里，所以这两件事情可以一起办。修表的人来了，听说卖报的人也来了，可是不在摊儿上，我找了一圈儿也没有找到。
我把表给了那个修表人，同时问了一下价格。那个修表人看上去有40来岁。她放下手中的配钥匙活计，打开了我的表盖，一边看一边说：“配表把儿1000图格里克，电池也没电了，换电池2000图格里克，总共3000图格里克。”
我是在来蒙古国前不久才换的电池，电池肯定有电，可是看到她随手把我的电池扔到抽屉里了，我只好答应既配表把儿又换电池
。
那个修表人的工作摊位大概有2平方米左右。趁她干活的功夫，我跟她聊了几句。我问她：“在这个超市门口租赁这样一块地方每个月得付多少租金？”“8万图格里克。”“靠修表和配钥匙为生，日子还可以吧？”“凑合，不过没有休息天。”这时候，我看见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些包子。那个修表人把塑料袋放到暖气上温着。没等她吃，那个男人先吃开了，估计是修表人的丈夫给她送饭来了。
那个修表人给我修好表以后也吃了起来。时间已经是15时左右，不知道她吃的是午饭还是晚饭，或者他们家一天只吃两顿饭。看来她也实在不容易。我付了钱，说了声“谢谢”，见卖报人还没有来，就离开了。（18）
朋友仍然没来电话，报纸也没有买成。我想，总不能老是看书吧，这两天腰又疼了，得换个方式休息。于是，拿定主意去策伦索德诺姆家里一趟，因为他下一周将去瑞士，我有点事情得去见他。我拨通了他家的电话，接话人正好是他。我说明了自己的想法，问他下午是否方便。他说，他今天下午不外出，但是与人约好了要在家里见一个人，那个人来不来还说不定，让我看着办，想来就来。
有一些蒙古国人办事就是这样：约好的时间里他不一定来，不来也不一定打电话告诉你，自己许诺的事情也不一定去兑现……我们进修生中的不少人对此都有同感，把它称作影响蒙古国人信誉的癌症。
因为策伦索德诺姆此次瑞士之行来回可能得10来天，我还有事想找他，按道理是应该去他家看看的。可是，一想到他今天下午可能将在家会客，我去对他不方便；再者今天也够冷的了，我已经又换上了羽绒服，也没有觉得暖和多少，别再违反了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于是又给策伦索德诺姆打了一个电话说，等他方便时再去拜访，祝他旅途顺利。
我又折回了瑙敏超市里的报摊，见卖报人已经回来了。那是一位20来岁的姑娘，自称是星期天替她姨来卖报的。
我问那个卖报的姑娘：“你的报纸一共有多少种？最贵的1份多少钱？最便宜的1份多少钱？”
“一共40来种，最贵的1份600图格里克，最便宜的1份300图格里克，中间还有350图格里克的、400图格里克的和500图格里克的，价钱不等。”她回答道。
“不是有100图格里克1份的电视报吗？”
“是的，那份报纸我没算。”
“那就每种价格的报纸各来1份吧！”
那位姑娘从不同价格的报纸中各拿出几种报纸，让我选择。我把每种价格的报纸各买1份后，又加买了一份《文学艺术》报，一共买了7份，它们的名称、版数和价格分别是：《广播电视》报，4版，100图格里克；《今日》报，12版，300图格里克；《我的健康》报，24版，350图格里克；《文学艺术》报，8版，400图格里克；《蒙古人的生活》报，8版，400图格里克；《人们的生活》报，12版，500图格里克；《绝密》报，12版，600图格里克。
其中，《广播电视》报和《我的健康》报是小报，版面大小跟一张B4复印纸的大小差不多，其他几种报纸都是大报，版面大小是前者的两倍。与北京的报纸版数和价格相比较，这些报纸中的任何一种都是很贵的。我总共付给了她2650图格里克，然后跟她聊了起来。其实，买报纸是我的次要目的，想了解蒙古国报纸的价格、销路、卖报人的收入以及读者的购买情况，才是我的主要目的。
那位姑娘同时还兼营公共电话业务，她一边接待来打电话的客户，一边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干吗问得这么细。我说我17年前在蒙古国学习过，现在是北京大学的蒙古语教员，就教授你们国家的西里尔蒙古文，说完还给她看了一下我的名片。
姑娘一听很高兴，说她是蒙古科技大学建筑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份还去过北京。于是，她不仅愉快地同我聊了一会儿，还同意了我要给她的报摊照像的要求。我只给她的报摊照了两张照片，又数了数报摊上的报纸、杂志和歌本，得知一共有46种报纸、6种杂志和10种歌本。
通过与这位姑娘的交谈，我了解到，她姨租这个摊位的租金也是每个月8万图格里克，卖报纸的纯利润是所卖报纸价钱的20%，卖不完的报纸可以退给报社。交了租金后，她姨卖报纸一个月能够挣10万图格里克左右。除了卖报，她们提供公用电话服务，这些收入可以维持一个4口之家的日常花销。
听到这里，我不禁在想：1989年9月~1990年7月，我第一次在蒙古国国立大学进修时，每个月的助学金是800图格里克。那时候，一份报纸的价格是50蒙戈（1图格里克等于100蒙戈），最好的牛肉是1公斤6图格里克。
当时800图格里克的助学金可以买1600份报纸或者133公斤最好的牛肉，到了17年后的今天，蒙古国国立大学给我们中国进修生的助学金是每个月8万图格里克（因为每两个月才发一次，所以我现在还一分钱也没拿到），《真理报》以及与《真理报》相仿的其他日报的价格都已经涨到了一份300图格里克，这还是蒙古国大报的最低价，而且这种价格的报纸并不多。在这个卖报人的报摊上，有些发行量少的报纸已经卖到了一份报纸600图格里克。
仍然是在瑙敏超市里，今天最好的牛肉价是1公斤3000图格里克。我们8万图格里克的助学金最多能够买到266份最便宜的日报或者26.6公斤牛肉，与17年前的物价相比，相同报纸的价格增长了600倍，牛肉的价格增长了500倍，而蒙古国国立大学提供给中国公派留学生的助学金的数额只增长了100倍，而且是每两个月才发一次。
因为报纸太贵了，光靠卖报收入不多，所以卖报人还兼营公共电话业务。我又到附近的其他几个报摊看了看，情况大多如此。 （19）
挨饿
今天早晨我又没有看上电视里的天气预报，还好，昨天购买的《今日》报上刊登了3月26~29日的天气预报。
因为前两天曾经与斜对门的哈斯朝鲁约定，今天上午去蒙古文化艺术大学的造型艺术学院去为朋友办点儿事，所以9时我来到他的房间，见到他的夫人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早茶。桌子上摆满了蒙古人常吃的手把肉、奶油、炸果子和奶茶等等，看来够丰盛的。
哈斯朝鲁请我和他们一起喝早茶，还说他夫人做了酱黄豆，让我也拿点儿尝尝。按照蒙古民族的习惯，赶上饭口的客人，如果过于客气，会被认为是虚伪或者是对主人不恭的表现。所以我说：“我刚吃过早饭，酱黄豆我要点儿，饭就不吃了。”于是，我回房间拿了一个小碗递给了哈斯朝鲁的夫人，她给我盛了满满一碗酱黄豆。
哈斯朝鲁执意让我坐下来喝点奶茶，聊聊天。我想，人家一片好心，恭敬不如从命，那就喝点奶茶，聊聊吧！在他们给我拿椅子和倒茶的功夫，我回房间取来了数码相机，给他们照了几张生活照，将来好做纪念。
这时候，哈斯朝鲁隔壁的朗才也来了。看样子，朗才是专门过来喝早茶的。我朝着饭桌上丰盛的早茶，做了一个举枪射击的动作，并且用蒙古语说：“我要蹭你们的饭啦！”我一边说着，一边不客气地坐到饭桌旁，喝起茶来。
看到哈斯朝鲁夫妇同朗才的关系好似兄弟，使我不由得想起了蒙古族游牧文化与汉族城市文化的差异。可能是由于草原地广人稀、人们生存条件较差的缘故，蒙古族游牧文化更强调整体，崇尚诚实、团结和互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和发展。所以，到了蒙古族人家尤其是牧民家里，赶上饭就吃，天若晚了就住下，这在过去是很平常的事情。1972年，我住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宝格达乌拉公社乌日根塔拉大队的牧民家里实习时，就多次亲眼看见过这样的事情。
蒙古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蒙古人认为，赶上饭就吃，不仅是关系密切的标志，而且说明你是有口福的人。如果赶上饭你不吃，还假装客气，那你就客气挨饿吧！所以，我到蒙古族老师或者朋友家串门时，如果赶上吃饭，我也不客气，根据人家做饭多少的情况，多少吃一点。在蒙古国的民间故事中，特别是在蒙古托钵僧故事中，就有好多讥讽自私、虚伪和客气挨饿的故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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