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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ing Steppe 专 家 论 文《曾经草原》是公益网站，部分论文有作者授权。如有误请来信赐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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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方新报：http://www.northnews.cn/news/serialis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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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ing Steppe 专 家 论 文《曾经草原》是公益网站，部分论文有作者授权。如有误请来信赐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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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方新报：http://www.northnews.cn/news/serialise/Index.html
（第21-25篇）
大学者没架子
8时35分（蒙古时间9时35分），蒙语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的普日布扎布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今天在国际蒙古学联合会帮忙。那里离我们的留学生宿舍比较近，如果我方便，可以去那里找他。
我和普日布扎布先生是老相识，不久前还在北京见过面，正好可以就参加第九届国际蒙古学大会的有关问题找他或者国际蒙古学联合会的有关人士咨询。所以，我和“班长”格日勒扎布先生一起来到了位于蒙古国文化综合体大楼9层的国际蒙古学联合会。
国际蒙古学联合会是蒙古国的一个影响很大的非政府组织，据说在经费上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该组织成立于1959年，在乌兰巴托举办了第一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之后每隔5年举办一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第九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定于今年8月8~12日在乌兰巴托举行。
因为适逢大蒙古国建国800周年（蒙古人把成吉思汗1206年建立大蒙古国当作蒙古民族建立国家的起始时间），所以，蒙古政府非常重视，把办好第九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作为纪念大蒙古国建国800周年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际蒙古学联合会为办好第九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2004年11月28日该联合会就以秘书长沙·毕拉教授的名义向世界各地的著名蒙古学者发出了第一封关于召开第九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的通知。
由于会议规定今年4月1日之前必须提交与会论文定稿（限制在A4纸两页之内），加上我和格日勒扎布先生都对规定的350美元报名费有些想法，所以约好了一起来找组委会商量商量。
普日布扎布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与他见面不需要什么严格的时间约定。但是，当我向他提出，我和格日勒扎布只参加会议，不住宾馆也不参加会议组织的游览活动，甚至不吃会议餐，能不能适当减少报名费。这时候，普日布扎布说，此事只有毕拉先生才能作主。于是，我们三人一起来到了毕拉先生办公室外间的秘书办公室。
由于毕拉先生正在里间会客，我们就在外间等着。大约10分钟以后，毕拉先生送客出来，看见了我们，便把我们请进了他的办公室，热情地招呼我们入座。
我因为以前与毕拉先生有过多次接触，所以不需要相互介绍。格日勒扎布先生可能是第一次与毕拉先生正式接触，所以相互客气地交换了名片。
我和毕拉先生先简单地寒暄了一番，然后我就言归正传，向他表达了我和格日勒扎布先生想参加第九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的愿望和可否对我们适当减少报名费的要求。毕拉先生很理解我们的心情和困难，思考了一会儿说道：“现在有这种要求的人不少，我也为会议经费一事犯愁，甚至感到压力很大。既然你们确实有难处，那就减少一点吧。你们看交150~200美元怎么样？虽然你们可以不在宾馆住宿，但是作为正式代表总得给你们一套会议材料啊……”
因为毕拉先生对我和格日勒扎布先生的报名费说的是一个活话，加上我俩都是自费参加会议，没有准话我不放心，所以我又婉转地说了一句：“那就请您决定以后让秘书通知我们吧。”毕拉先生此时便说：“那就交150美金吧。”
虽然150美金对于自费参加会议的我们也不是小数，但是凡事都得与人方便，即使提出要求也得适可而止。所以，我和格日勒扎布先生当场向毕拉先生表示了感谢。
交谈中，我递上了毕拉先生去年11月在北京大学蒙古学中心讲座期间我给他照的照片。毕拉先生对此很高兴，同时把他在去年11月参加北京论坛期间的英文论文“Some
Glimpses concerning Globalism: The Mongolian Ideology of Tenggerism and
Khubilai Khan”
签名后赠给我和格日勒扎布先生各一份。然后，我们还请他的秘书阿拉坦策策格给我们照了几张合影照片。
毕拉先生是蒙古国的科学院院士，著名的历史学家，担任国际蒙古学联合会秘书长职务很多年。1989年8月我来乌兰巴托参加纪念第一届国际蒙古学者大会召开的30周年和首届国际蒙古学青年学者暑期班时，毕拉先生就是国际蒙古学联合会的秘书长。但是，他和我们的交谈却非常谦和自然，一点没有大学者俯视小人物的架子。
（21）
蒙古人的民主
因为昨天晚上已经同哈斯朝鲁先生约好了今天上午去见蒙古文化艺术大学造型艺术学院的院长布曼道尔吉先生。所以，喝过早茶以后，我就背上笔记本电脑，同哈斯朝鲁先生一起出发了。我带着笔记本电脑去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电脑里存有委托我办事的北京草原派知青画家陈继群先生同布曼道尔吉先生的合影照片以及他托我办事的电子邮件。
我和陈继群先生相识于2005年12月11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蒙古学讲座”上。因为陈先生文革期间曾经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插队，当过8年的牧马人，不仅他的绘画作品中保持了浓郁的草原风格，而且他还热衷于保护草原环保事业，自己经办着一个“曾经草原”的网站。我很敬仰他的人品，所以主动答应帮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蒙古文化艺术大学造型艺术学院距离我们的留学生宿舍不远。我和哈斯朝鲁先生边走边聊，一会儿就来到了蒙古文化艺术大学的办公楼兼教学楼。
造型艺术学院虽然是蒙古文化艺术大学的一部分，但是实际上与蒙古文化艺术大学的关系并不密切。蒙古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国家已经不再提供学校教师的工资和教学经费，学校的所有费用都从学生交纳的学费中提取。多一个“婆婆”就意味着多了一个制约自己的人，这可能就是蒙古文化艺术大学与造型艺术学院“婆媳”关系不好的原因。
由于哈斯朝鲁先生同布曼道尔吉院长及其周围的人都很熟，所以我俩无需秘书通报，就径直来到了院长布曼道尔吉先生的办公室兼画室。布曼道尔吉院长的办公室在这栋楼的顶层（4层），由于我和哈斯朝鲁先生都是五十大几的人了，所以爬上4层以后我俩都有些气喘吁吁。
哈斯朝鲁先生同布曼道尔吉院长寒暄几句以后，向他介绍了我。我向布曼道尔吉院长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并且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为了能够说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打开电脑，展示了陈继群先生同他的合影照片、陈先生的电子邮件、陈先生和另一位草原派知青画家孙志钧先生的画册封面，等等。陈先生委托的事情很快就说清楚了，也取得了布曼道尔吉院长的理解和支持，他答应尽力相助。
我的事情办完了。接下来便是布曼道尔吉院长同哈斯朝鲁先生的自由讨论了。他们是老朋友，所以谈论的话题很广泛，也很轻松，可以说是一场关于蒙古社会现状与民主的自由讨论。由于布曼道尔吉院长的语言太丰富、太有趣了，有些词句简直就是诗的语言。
所以，他的话我虽然基本上都听懂了，但是，懂了也记不住，记住的也不能够全部准确地翻译成汉语。离开哈斯朝鲁先生的办公室以后，我才听哈斯朝鲁先生说，布曼道尔吉院长不仅是画家，还是诗人，曾经出版过自己的诗集。所以，我现在仅仅能够就自己印象最深的关于蒙古人民主状况的讨论做一点不全面的回忆，译者的水平再高，译文有时候也很难表达出作者母语原作的神韵，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低水平翻译呢！
哈斯朝鲁先生同布曼道尔吉院长聊天的话题之一就是关于蒙古的民主。自从20世纪90年代蒙古实行民主改革以来，蒙古政党的数目不断增加，各个政党在议会大选中你争我夺，有分有合。有时候人民革命党获胜，有时候民主党获胜，有时候打个平手，有时候一届政府没有干满任期就被宣告解散，各个政党就像走马灯似地在蒙古的政治舞台上转来转去
。
不过，现在的蒙古确实很民主，老百姓谁都敢说，谁都敢骂。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很多，就是同一个家庭成员的信仰也可能不一样，没准儿父母信佛，儿子信耶稣，女儿却是伊斯兰教徒，也可能夫妻二人各属于不同的党派。由于信仰太多了，结果是没有任何一种学说能够征服人们，实际上人民是失去了信仰……
哈斯朝鲁先生和布曼道尔吉院长都是艺术家，艺术家看问题的视角同政治家可能不一样。但是，我却认为布曼道尔吉院长的观点相当客观，反映了蒙古社会存在的一个问题。（22）
蒙古国的法律规定，蒙古语文是蒙古国的官方语言，再加上蒙古国90%以上的人口是蒙古族。所以，实事求是地说，蒙古国的蒙古语词汇比起我国的蒙古语词汇要丰富。比起我国的蒙古族同胞来，蒙古国的人们更善于用蒙古语表达和演讲，不少人讲起话来，就像景德镇的瓷器——一套一套的。
晚饭后，我仍旧一边写日记，一边听电视，无意中又听到了大谈民主的报道，往电视屏幕上一瞅，原来蒙古国TV5电视台正在报道蒙古国民主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
趁父在世多交友，趁马在旁多认路
今天的天气确实不错，阳光明媚，有些爱美心切的年轻人已经迫不及待地换上了春装，春天快来了。
应以成吉思汗命名的大扎撒大学的邀请，9时30分，蒙古科学院历史所的蒙赫巴特尔先生开着私家车来我们宿舍，把“班长”格日勒扎布、哈斯朝鲁先生和我送到了大扎撒大学，参加该校主办的一个题目为“大蒙古国的国礼传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大多为该学校的教师和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蒙古学佛学和藏学研究所的学者。
会议第二项是大扎撒大学校长尼玛奥斯尔教授致开幕词。尼玛奥斯尔校长看来是一位非常善于演讲的人，他的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尤其是用诗一般语言表达的那十几个与成吉思汗生平有关的蒙古国地名，引起了在场人员的热烈掌声。
尼玛奥斯尔校长致完开幕词以后，代表发言就开始了。俄方2名代表因为基本上都是用俄语发言，我不会俄语，所以自然不知道他们讲的什么内容。蒙方6名代表的论文紧扣会议主题，涉及到大蒙古国时期的法律、习俗、军事以及这些宝贵文化遗产对蒙古国现代社会和家庭的影响，等等。
中国人的观念同蒙古国人的差别很大：中国人，特别是城市里的汉族人往往不太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出远门，到外地去求学发展。有些当父母的，总是喜欢把孩子留在身边，即使让他们在家里受穷，也舍不得放他们出去闯闯。孩子都三十好几、四十来岁了，还把他们当小孩子养，结果培养了一些懒汉和“啃老族”。
与部分中国人的观念相比，蒙古国人则不然，他们喜欢出去走走，出去学习和发展。 现在，在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和中国的蒙古国人都不少。他们出国，有的是为了求学，有的是为了挣钱和发展。 通过最近蒙古国电视直播的日本相扑比赛可以看到，去日本参加相扑比赛的蒙古国运动员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却大多进入了日本相扑比赛的冠军圈，有的人还成了近些年来日本相扑赛坛的霸主。
有一句蒙古国谚语说：趁父在世多交友，趁马在旁多认路。出于这种想法，蒙古国人在国外学习和发展人数的比例，比起我国来说，所占人口的比例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经常听蒙古国朋友跟我们这样开玩笑说：“外国人都不相信我们蒙古国的人口只有200多万。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蒙古国人出国人次之多。
另外，按照蒙古国的传统观念，当父母的也支持儿女出去闯荡。这一点同中国城市的父母们的观念截然不同。有一句蒙古国谚语说：与其学撒娇，不如学吃苦。这就是蒙古国老百姓教育孩子时经常说的一句谚语。观念不同，当然结果就不一样了。由此看来，蒙古国的经济虽然比我国落后，但是，也有不少长处值得我们学习。 （23）
布里亚特的学者大多数用俄语发言
大扎撒大学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共同举办的题为“大蒙古国的国礼传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上午继续进行。会议原定上午的会议由俄方代表其木德道尔吉耶夫主持，可是他的嗓子哑了，于是改由大扎撒大学副校长J·策策格玛教授主持。
会议于10时10分开始，13时左右结束。
今天正式发言者共有7人，其中蒙古国学者2人，布里亚特学者5人。在参加会议的过程中，我数了一下参加会议的俄方代表的人数，总共8人，连同昨天发言的布里亚特学者在内，总共有7位布里亚特学者作了正式发言。
追溯历史，布里亚特人也是蒙古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蒙古国和我国的内蒙古都有所分布。他们的语言是蒙古语的方言之一。我国内蒙古的布里亚特人大多通用蒙古文。蒙古国的布里亚特人通用西里尔蒙古文。
布里亚特人以前使用传统蒙古文和瓦金德拉文。瓦金德拉文是布里亚特喇嘛阿格万道尔基於1905年在回鹘式蒙古文和托忒文的基础上创制的，总计36个基本字母，还有7个附加符号。“瓦金德拉”是阿格万道尔基一名中的“阿格万”一词的梵语译音。
瓦金德拉文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地区推行以后，未过几年便因为经费原因而被迫停用了。后来，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还先后创制过采用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的布里亚特文。
在此次参加会议的8名俄罗斯布里亚特学者中，能够用蒙古语自由交谈的大概只有二三人。除了卓日克图耶夫之外，还有坐在我们旁边把俄语译成蒙古语的宏奇诺娃女士，再就是我听到俄方团长其木德道尔吉耶夫也说过几句蒙古语。
因为我的好朋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所长成崇德教授1992年访问俄罗斯布里亚特的蒙古学佛学和藏学研究所时结识了卓日克图耶夫。所以，会议期间，我与卓日克图耶夫的接触比较多，通过和他聊天得知，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现在共有25万左右，他们居住地环境和从事的工作各种各样，其中在农村和牧区的布里亚特人仍旧使用布里亚特语，城市里生活的布里亚特人已经大多改用俄语了。由此想来，与会的布里亚特学者使用俄语发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个民族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放弃了自己的文字甚至语言，这究竟是好事呢、还是坏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呢、还是可以避免？我在俄罗斯代表发言的间隙向坐在身旁格日勒扎布提出了这个问题。可是，由于下一个发言者开始发言了，格日勒扎布没有来得及回答。 （24）
同一个中国修鞋匠的交谈
今天大扎撒大学组织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去特日勒吉的旅游点游览。我也想去放松一下，但是一想到在国立大学任教的李老师后天早晨就要离任回国了，我应该招待人家一下，表示一个心意，所以就放弃了跟大家去玩的念头，与李老师商定中午请他来我宿舍聊聊、吃个便饭。然后，我就带上买东西用的口袋，准备去附近的超市买点吃的，顺便再给手机卡充值和修一下鞋。
来到瑙敏超市以后，发现没有开门，据在超市外间租赁场地工作的修表人说，今天上午超市盘点，下午一二点钟可能开门营业。
吃的是暂时买不成了，好在家里还有一些吃的，招待一二个客人还不成问题，那就修鞋去吧！看到超市附近的一个自制的铁框木质大“箱子”上有一个“修鞋”的标志，我便走了进去。
那个“箱子”上有一扇窗户，但是“箱子”里仍旧光线较差。我进去以后，看见修鞋的师傅有二人，一位40岁左右，是一位残疾人，坐在轮椅上给人修鞋。另一位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一边修鞋，一边在看电视，电视里好像在重播日本的相扑比赛。蒙古国人看日本相扑都着了迷，因为进入日本顶尖级的蒙古国选手不少，他们为蒙古国人争得了荣誉和金钱。正在这里修鞋的两位衣着入时的女士也在很入神地看着。
我把一只一侧有点裂口的旅游鞋脱了下来，向那位残疾的修鞋师傅问道：“这只鞋能缝吗？”“能。”“等的时间长吗？”“不长。”于是，我就把鞋交给了他，在旁边的长凳上等候着。这时候，从外面进来一个卖电视报的小孩儿（这是蒙古国中小学生赚取零花钱的途径之一）。我买了一张下周的电视报，瞅了一眼，再就把目光投向对面墙上贴着的修鞋价目表。
“您是外国人吧？”那位残疾的修鞋师傅问。
“是。”我回答说。
“哪国人？”
“您看呢？”因为有些蒙古国人对中国人不友好，所以我没有直接回答。
“日本人？”
我没有回答 。
“韩国人？”
“我是中国人，从北京来的。”我也甭跟他捉迷藏了，是中国人有什么不敢说的。
“来这里做什么的？”他还越问越细。
本想不理他了，转念一想，得罪了他，他会不会宰我一把？于是索性对他说道，我是北京大学的教书匠，是来蒙古国学习的。
没有想到，我刚说完这几句话，他竟然同我说起了汉语。
原来，这位先生姓G，是一位中国人，来乌兰巴托修鞋已经10年了。他在乌兰巴托还娶妻生了两个孩子，夫人是蒙古国人，现在在家做家务，大女儿8岁了，已经上了小学，小的是个儿子，才2岁。
他在蒙古国过得还不错，因为蒙古国政府对残疾人就业采取优惠政策，基本上不收税。他一天修鞋的毛利润在人民币200元左右，但是这里的修鞋材料很贵。他和其他3个人合伙在这里开了这个修鞋点，去年这个“箱子”让蒙古国人给放火烧了，这不，又用木板重修了一下。由于是4个人合用这一间房子，所以，G先生是隔日上一次班。
G先生还说，他冬天修鞋，夏天与别人合伙做些买卖，主要是到废品收购点上收购废铝和易拉罐等等，压成铝块以后用火车运到二连浩特出售，赚头不小；有时候也收购松子和做一些其他生意。不过，做买卖也有赔本的时候，他有一年和别人合伙做骨粉生意就赔了人民币25万元。因为那一年蒙古国发生了口蹄疫，中国禁止了从蒙古国进口畜产品和骨粉。当我对此感到惊讶和替他担忧时，G先生却不以为然地说，做买卖总得有赔有赚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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